致极权死地而后生

——东欧六国行

刘文忠

2009年8月我去了东欧六国，这是我第六次去欧洲，前五次走访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二十国。这次计划走东欧原社会主义十国，目的想了解东欧解体后现状。因为国内的旅游者大多对东欧不感兴趣，组团困难，拖了很久才成行，而且因为某些原因，漏掉了像波兰等东欧重要的国家。我不死心努力与中旅商量，希望单独安排我去那些尚未加入欧盟，未获得申根权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磨了二个月还是困难，遗憾之中只有匆忙去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六国。

(上)苏联极权控制下的东欧

匈牙利事件

苏联尚未瓦解之前，匈牙利虽然也是属于苏联控制集团国家之一，但其经济社会表面却较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捷克等国活跃得多。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匈牙利民众多次群起反抗苏联控制，都被残酷镇压。

匈牙利的政治灾难比东欧一些国家来的早，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自称“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匈共领导拉科西·马加什，马上取缔国内其他政党，他独掌大权，推出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在为他歌功颂德中有两句肉麻的诗词：“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拉科西全盘苏化：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其帮凶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成匈牙利“四人帮”。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和政府工作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又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不忠于他们和苏联的其他政党领导，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

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模一样，怕威胁到自己地位，都把自己的二把手接班人往死里整，一个炮制著名的“拉伊克案”(拉伊克为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另一个制造“刘少奇案”。两人都美其名：为了提高全党的“警惕性”，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样，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政治运动，当时全国窃听与告密盛风。用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改等一切手段对待他们认为不牢靠和不同政治见解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在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上百万人被关进荒凉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

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是“匈牙利事件”。每个上年纪的中国人都清楚，在毛年代中国老百姓只要非议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讲不满霍查与齐奥塞斯柯库的言论，一定会当反革命论处。同样谁敢为“匈牙利事件与纳吉总理”讲句公道话，一定也会当反革命分子抓。

1956年10月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全面否定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在匈牙利民族的爱国主义者将不受匈牙利人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拉下台。当时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当时西方大国正忙于应付苏伊士运河危机，所以并没有介入此事。在十天中冲突双方有2500人被打死，而匈牙利抵抗苏军入侵在战斗中死亡的人就更多了，有25000多人。

占领布达佩斯后大镇压开始，仅苏军直接抓捕的就有5000多人，其中包括860名学生。这些人被当成“战争罪犯”押往苏联劳改营做苦役，其中有450多人死在苏联。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匈牙利政府判了15000多人反革命叛乱罪，229人被公开处决，一些人遭秘密处决。其中1958年1月19日一个夜晚，布达佩斯就有2000多纳吉支持者被捕，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秘密处决。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大约20万难民逃离家园到西方避难。苏联随后逮捕并以反革命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的罪名判处纳吉和其他领导人绞刑。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将来应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最后一句话纳吉说错了，是人民为他平反昭雪的。

布拉格之春

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报刊媒体是封杀和严禁传播“布拉格之春”的真相，反而大张旗鼓宣传教育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复辟的运动。事实真相是1968年1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上台后公开向苏联模式挑战，大胆进行改革，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当捷共加紧筹备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便全面开展改革之时，苏联党政军领导接连访捷，对捷施加压力，反对捷共的改革，并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捷共领导进行攻击。双方在多个场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8月，苏联集合华沙条约四国几十万军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20日深夜、正在开会的杜布切克接到国防部长楚尔的电话，“华沙条约五国的军队已经从各个方向越过了边界。他们马上就要占领我们的国家。”杜布切克们几乎惊呆，中断了会议。他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兄弟党竟然会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反对我们。这是捷克人民最大的悲剧。我一生都致力于苏捷友好，想不到竟遭到如此的对待!”此时，布拉格上空，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苏联飞机的鸣声。接着，侵略者的坦克一辆辆地从安东诺夫运输机巨大的肚子里爬了出来，驶向布拉格的每个角落。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和几位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

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像引燃了的火药库，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苏军侵略的群众运动。路标改变了方向，村镇改了名称，使苏军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全国上下“坚壁清野”，使苏军陷入困境，饥渴难忍，只好挖土豆，摘野果吃。查理大学19岁学生杨·帕拉施，为抗议苏军占领捷克，在瓦茨拉夫静坐抗议，为了让人民悟醒，最后自焚而死。在杨·帕拉施烈焰焚身的23年后，人民终于触摸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这位大学生被奉为布拉格之春的烈士。

开始苏联并不准备和杜布切克等人谈判，准备另外组织新内阁。但苏方的计划得不到捷总统斯沃博达的承认，最后只好作出让步，释放杜布切克等人并允许他们参加最后阶段的会谈，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议定书》。在议定书中，捷克斯洛伐克领导被迫接受了苏联占领“不是干涉内政”，是“保卫社会主义”，待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后，苏军即撤走的“说法”。8月27日，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总统斯沃博达一起飞回布拉格，杜布切克仍被放在捷共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但1969年4月，苏联下令免除了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伊始，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捷共开始党内清洗。这次浩劫，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苏联用六千辆坦克扼杀了这场改革，捷克从此进入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中)解体

波罗的海之路

我们的导游叫郝卫兵，，近四十岁，是一位移居在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东欧第一天我就送给郝导自己写的一本政治游纪《新海国图志》，他连翻了几个晚上后对我说：刘先生，你写了一本有意义的好书!你是我这几年接待最特别、有独立思想的人。我直接告诉他：自己这次来东欧目的是想续写《新海国图志》，希望他能提供方便。并请他帮忙，每到一个国家替我找一个居住十年以上的华侨约谈，他一口答应。但告诉我，按这里规矩约谈是需要付钱的，价格不低，我也一口答应。从此他暗中对我很关照，帮我约当地华人见面，让我经常单独离队。

我与他谈起这次东欧之行罗马尼亚、波兰等一些很重要的东欧国家没能成行的遗憾。郝导告诉我：其实你应该去了解一下波罗的海三国。因为目前这三国正在庆祝二十年前独立纪念日，很热闹，有不少你感兴趣的活动。他说昨天这里报纸都刊登：2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被划为苏方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出现了一幅莫斯科不曾料到的壮观画面，占三国人口40%的大约200万人，扶老携幼、手拉手组成跨越三国、绵延600公里人链，要求摆脱苏联的统治，重获自由独立。人链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直延续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个个普通人平静的比邻而立，手拉手，举着向往自由的横幅，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和平意志长城，这就是历史上的“波罗的海之路”，又称“自由之路”。

70年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秘密条约规定：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德国同意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1940年6月15日，苏联红军入侵立陶宛并将其吞并，次日苏联红军又侵占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28日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北部地方，从此波罗的海三国开始了它们的苦难历程。苏联共产党为了对那里实现彻底的统治，首先对三国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精英人士动手，因这些人具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最不容易被独裁者的谎言欺骗。于是苏共对这些各国精英采取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7月11日深夜，苏联秘密警察一次性杀害了超过2000多名立陶宛知识分子。同一时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6万社会精英人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而当时拉脱维亚全国人口不到200万。在此后一年时间内，大约12，000人立陶宛人被共产党关进监狱，其中大约5，000人被杀害。在1940年苏联红军入侵前，立陶宛人口有310万，1953年人口再次普查时只剩260万了。

郝导曾去过波罗的海三国，他告诉我这三国值得去看，自从分离独立后，他们的经济发展远比俄罗斯好，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被吸收进入欧盟。

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

1989年11月17日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长达41年的共产主义画上了句号。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之前就有不少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这场革命。当时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活动，而且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所以称“天鹅绒革命”。

东欧的解体除了捷克称天鹅绒革命，其他国家通称“颜色革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除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外，还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众选举时，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另一种是比较狭义的定义，专指某些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1989年1月底，匈牙利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事隔五十年匈牙利人民没有忘记纳吉，称纳吉是“为拯救国家而斗争”的民族英雄，并为他举行国葬。7月匈牙利又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称匈牙利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确立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在国家机构中体现分权原则，取消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作用。匈牙利宣布把每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日作为国庆节之一。对匈牙利革命，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而当时中国则大肆宣传教育党内外同志，并认定，“匈牙利事件”是一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不知今天在还原历史真相时，我们那些被愚弄的国人又如何看待“匈牙利事件”?

东德：推倒专制之墙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人们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三天里有75万东德人逃往西德。一段时间，有900万东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疯狂的涌向西柏林。终于第二年11月底，柏林墙全部拆除，东西德之间的围墙夷为平地，二十八年的人为阻隔就这样消失了。东西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拆了柏林墙，催生了东德经济复苏，东德的私人企业大多是1991年起步，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经看不出谁是谁，到底是一个民族，同根生。

在柏林郝导帮我约谈移居华人学者李先生，他在当地大学教书，是个对德国历史有研究的人，交流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想了解东西德国统一后的情况，及“德国统一的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丶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为了阻止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於是建起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这段时间，东德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很糟糕的，非常依赖于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严重，水上都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权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进行自我改革。在那种情况下，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想用坦克来镇压当时都不敢，他们知道镇了这些要求折除柏林墙的抗议民众，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援助了，所以最后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柏林墙的故事，说明一个真理，一个政党不管你把自己制度吹捧得多么美好，只要你的百姓拚命想外逃，就表明这个社会制度是非常糟糕。也应证东德社会主义跨台是必然的，只仅仅是时间快慢问题。

宗教和民族解体南斯拉夫

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人口仅200万，可人均GDP已超过3万美元(中国的十倍)，属于欧盟中上游高度富裕国家。

斯洛文尼亚是属原南斯拉夫时期六个加盟共和国当中最富裕的一个，它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塞尔维亚七倍，所以闹独立最早。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80年逝世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就开始自行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于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斯洛文尼亚加盟共和国脱离联邦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地方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在西方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南斯拉夫随即派兵向斯洛文尼亚宣战，但十天内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中撤退，双方基本没有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0月，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斯享有从南分离出去的民族自决权的修案。1990年7月斯议会又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同年12月，公民投票赞成斯洛文尼亚独立。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就从原南斯拉夫分裂出来了。

造成这一分裂过程不得不追究到一个人，铁托统治南斯拉夫约35年时间是南斯拉夫后来战争悲剧的源泉。南斯拉夫原来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三部分构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部分。此时的塞尔维亚，占南斯拉夫大部分的人口。铁托不属于塞尔维亚族人，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铁托想方设法削弱塞尔维亚力量。从塞尔维亚分出了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内部分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铁托创造了南斯拉夫民族概念，这个无中生有的民族概念，其效果是分化了各民族，主要是分化了塞尔维亚民族，这个政策不是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是破坏了民族融合，这些措施较大的削弱了塞尔维亚。使南斯拉夫各部分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部分。它有利于维护铁托的独裁统治。铁托只想到自己的统治方便，没有考虑南斯拉夫的长远存在。给南斯拉夫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波黑人口构成主要是塞尔维亚族，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铁托为了分化削弱塞尔维亚族人，创造了一个新民族穆斯林族。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个创造危害深远，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族，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斗争。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人也属于斯拉夫人，但信仰天主教，南联盟其它地区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宗教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因素。南斯拉夫号称欧洲的火药桶，内战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铁托的行为是这些人死亡的最终源泉。一个人给一个国家带来如此大的悲剧，铁托算一个。国家分裂不分裂无所谓，也无所谓好坏。问题是，分裂带来的战争很有危害，是真正的悲剧。

我在东欧参观的最多项目就是教堂、皇宫、古城堡或博物馆，这里几乎包含了欧洲的一切历史与人文价值和精神。欧洲人信仰上帝，就把最精美的建筑，最豪华的装饰带给了教堂。欧洲人的文化传统也充分体现在百年历史的教堂中，在欧洲有显耀身份的人才有资格葬在大教堂，如国王、主教、名人。每逢周末和节日教堂都挤满人。它代表着这个国家、民族、人民的信仰、精神和灵魂。不要说广大的人民，就是各种背景派别的政党都离不开宗教的支持和理解。

（文章节选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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