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权力魔罩


    书写的权力魔罩
  梁发芾专栏(2010年9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人们一向认为,书写方式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活计,没有什么政治性,其实大谬不然。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篆字成了秦王朝的皇家文字。皇帝诏书、官方告示、记功刻石等都使用篆书写就,篆书具有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
  据说一个叫程邈的罪人,创造了隶书。因为它是奴隶发明,奴隶书写的文字,故叫隶书。奴隶发明、奴隶书写的卑贱的隶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臣仆奴隶可以使用,但正规的场合不会有隶书的位子。不过也有例外,汉朝皇帝在免职或降罪的诏书上使用隶书,以示对降职者的羞辱。
  以文字字体显示权力等级,体现政治意志,在两千多年后被人们轻车熟路地予以发挥使用。1960年11月,《红旗》杂志在使用领袖语录时,采用的是非常规的黑体字而不是通常印刷品使用的宋体字。用黑体字排印领袖语录,成为惯例。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包括课本、报纸、杂志、书籍,其中马恩列斯毛的片言只字,全部采用极其粗重的黑体字,以表示革命领袖和导师的一言九鼎。那时候,如果出版物中将领袖的语录没有印成黑体字,或者把一般人物的话印成了黑体字,那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任人或许要面临牢狱之灾。
  这事一直延续了近20年。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邓小平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在其文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没有使用黑体字。原来,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副总理的方毅说:“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这就是中国式的书写政治,普通的字体上承载着沉重而丰富的政治意蕴。
  中国古代的文章是不分段的,你要看影印的古书,密密麻麻的文字,挤满页面,你需要的信息,完全埋没在这混沌一团的文字密林里。说实话,古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他不知道分段。
  其实,这样理解古人却是小看了古人的智慧。秦始皇就规定,在奏章或文件之类的书面材料上,遇到“皇帝”、“上”、“皇上”之类表示皇帝大人的字眼的时候,必须提行换段,顶格书写,以示崇敬。皇帝这样伟大的人物,“唯我独尊”,你不能把他埋没在密密麻麻的文字堆里无法辨认;你必须把它排列在最显眼、最重要的位置,使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说明,古人也并不是愚蠢而不知道分段换行的重要性,只是分段提行顶格书写,体现着一种等级的思维、权力的意志。
  我以前阅读的《资治通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满篇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只有新的一年或新的一月开始,才有换段。但是,该书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分段就多了。《资治通鉴》的作者是宋朝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写的后周的时候,赵匡胤并非皇帝,但是,司马光却违背历史真实,赵匡胤一出场就被写成“太祖皇帝”。而一旦“太祖皇帝”出现,就一定提行换段。在该书的2031页,“太祖皇帝”出现12次,该页就有12个段落,看起来简单多了。不过,像“帝命太祖皇帝击之”这句话,在“命”字后立即换段,一句话换成两段,却十分别扭。
  提行换段的政治思维,被大革传统文化命的文革继承。文革期间官方组织标点历史古籍,按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段落,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就要求一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陈胜、吴广、黄巢等一出面,就一定要分段。说文革摧毁传统文化,在这点上就讲不通。在这点上,文革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
  说到书写的政治正确性,当然也需要说说标点符号曾经被赋予的政治任务。古人是没有今天这样的标点符号的,现代的标点符号是从西方书写中得来的。不过,标点符号一到中国,就曾经落入权力的魔罩,难逃权力的宰制。在文革期间,点校标点古籍的时候,就有要求:“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因此,《明史》里写崇祯的一段: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绝不能用感叹号,要用句号,于是用的是句号。
  书写的政治或许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无孔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