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权力魔罩
　　梁发芾专栏(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中国经济时报》）
　　人们一向认为，书写方式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活计，没有什么政治性，其实大谬不然。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篆字成了秦王朝的皇家文字。皇帝诏书、官方告示、记功刻石等都使用篆书写就，篆书具有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
　　据说一个叫程邈的罪人，创造了隶书。因为它是奴隶发明，奴隶书写的文字，故叫隶书。奴隶发明、奴隶书写的卑贱的隶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臣仆奴隶可以使用，但正规的场合不会有隶书的位子。不过也有例外，汉朝皇帝在免职或降罪的诏书上使用隶书，以示对降职者的羞辱。
　　以文字字体显示权力等级，体现政治意志，在两千多年后被人们轻车熟路地予以发挥使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红旗》杂志在使用领袖语录时，采用的是非常规的黑体字而不是通常印刷品使用的宋体字。用黑体字排印领袖语录，成为惯例。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包括课本、报纸、杂志、书籍，其中马恩列斯毛的片言只字，全部采用极其粗重的黑体字，以表示革命领袖和导师的一言九鼎。那时候，如果出版物中将领袖的语录没有印成黑体字，或者把一般人物的话印成了黑体字，那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任人或许要面临牢狱之灾。
　　这事一直延续了近２０年。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在其文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没有使用黑体字。原来，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副总理的方毅说：“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这就是中国式的书写政治，普通的字体上承载着沉重而丰富的政治意蕴。
　　中国古代的文章是不分段的，你要看影印的古书，密密麻麻的文字，挤满页面，你需要的信息，完全埋没在这混沌一团的文字密林里。说实话，古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他不知道分段。
　　其实，这样理解古人却是小看了古人的智慧。秦始皇就规定，在奏章或文件之类的书面材料上，遇到“皇帝”、“上”、“皇上”之类表示皇帝大人的字眼的时候，必须提行换段，顶格书写，以示崇敬。皇帝这样伟大的人物，“唯我独尊”，你不能把他埋没在密密麻麻的文字堆里无法辨认；你必须把它排列在最显眼、最重要的位置，使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说明，古人也并不是愚蠢而不知道分段换行的重要性，只是分段提行顶格书写，体现着一种等级的思维、权力的意志。
　　我以前阅读的《资治通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满篇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只有新的一年或新的一月开始，才有换段。但是，该书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分段就多了。《资治通鉴》的作者是宋朝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写的后周的时候，赵匡胤并非皇帝，但是，司马光却违背历史真实，赵匡胤一出场就被写成“太祖皇帝”。而一旦“太祖皇帝”出现，就一定提行换段。在该书的２０３１页，“太祖皇帝”出现１２次，该页就有１２个段落，看起来简单多了。不过，像“帝命太祖皇帝击之”这句话，在“命”字后立即换段，一句话换成两段，却十分别扭。
　　提行换段的政治思维，被大革传统文化命的文革继承。文革期间官方组织标点历史古籍，按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段落，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就要求一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陈胜、吴广、黄巢等一出面，就一定要分段。说文革摧毁传统文化，在这点上就讲不通。在这点上，文革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
　　说到书写的政治正确性，当然也需要说说标点符号曾经被赋予的政治任务。古人是没有今天这样的标点符号的，现代的标点符号是从西方书写中得来的。不过，标点符号一到中国，就曾经落入权力的魔罩，难逃权力的宰制。在文革期间，点校标点古籍的时候，就有要求：“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因此，《明史》里写崇祯的一段：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绝不能用感叹号，要用句号，于是用的是句号。
　　书写的政治或许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无孔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