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批评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生态批评是一个言人人殊的话语体。大多数人认同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之说法。生态批评家们关注到现代化造成的生态破坏及温室效应已经引起了全球生态恶化,这种恶化的严重程度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于是强调一方面从生态文化生态文学角度进入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文学审美经验角度对遏制生态恶化获得生态平衡达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加以深度阐释,已然成为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创作家在全球化时代必得担当的历史使命。
一般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1978年首次提出。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在《衣阿华评论》1978冬季号上刊出,通过“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ecological oriented criticism)。199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首次研讨会,会议部分论文以《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为书名1998年正式出版。其后,生态批评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斥文论界。可以认为,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罗特费尔蒂、劳伦斯·布耶尔、乔纳森·贝特、埃里克·托德·史密斯、莫菲、多默尼克·海德等人。[4]
1996年美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由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出版,其宗旨在于:分别讨论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使得生态批评更具有文学批评的特征和范式。在导言中格罗特费尔蒂给生态批评加以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
1998年英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与文学》在伦敦出版,共分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的历史、当代生态文学三个部分。这本由克里治和塞梅尔斯主编的著作认为:生态批评要探讨文学里的环境观念和环境表现。
1999年夏季的《新文学史》是生态批评专号,共发表十篇专论生态批评的文章。2000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著作主要有莫菲教授主编的论文集《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贝特的《大地之歌》等。2001年,布伊尔出版了新著《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麦泽尔主编出版了《生态批评的世纪》。2002年年初,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生态批评丛书:“生态批评探索丛书”。2003年末,美国的格伦·洛夫出版了《实用生态批评》,2004年8月,英国的格雷格·加勒德出版了《生态批评》。可见生态批评浪潮的发展壮大之势。
对“生态批评”的定义,言人人殊,难有定论。米歇尔·P.布兰奇等人在《阅读大地》中说:隐含(且通常明确包含)在这种新批评方式诸多作为之中的是一种对文化变化的呼唤。生态批评不只是对文学中的自然进行分析的一种手段,它还意味着走向一种更为生物中心的世界观,一种伦理学的扩展,将全球共同体的人类性观念扩大到可以容纳非人类的生活形式和物理环境。正如女权主义和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呼唤一种文化变化,即通过揭露早期观点的狭隘性而努力促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观一样,生态批评通过考察我们关于自然世界之文化假定的狭隘性如何限制了我们展望一个生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的能力而呼唤文化的改变。
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在其著作《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将生态精神贯穿到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更为深入的层面里。在这部堪称“生态文学批评的里程碑”的著作中,布伊尔将其矛头指向了20世纪以来文学和批评中的一个主要倾向:对真实世界的指涉维度的丧失。[5]布伊尔认为: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换言之,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还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其结果显然是在不同的生态批评家之间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随着生态运动的壮大,“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起初使用它的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文学学者,这些作品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与之相应的是早期的生态批评家的理论假设也比今天简单。比如,许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宣称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文学应该使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
大致上说,“生态批评”是从文学批评角度进入生态问题的文艺理论批评方式,一方面要解决文学与自然环境深层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要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内在关联。生态批评关注文本如何拒绝、展示或者激发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集中在生命进程或者类似生命进程中的内在人类倾向,激发起我们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联系的想象和情感。在宗教信仰带来的安全感、现代性的焦虑、后现代的碎片与混乱之后,作家们开始探索人类归属世界的新途径,探索在我们与自然之间发展一种谨慎而互惠型伦理的新途径。因此,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定位、敞开并且讨论这种表现在文学形式中的渴求。”[6]生态批评运用现代生态学观点考察文学艺术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关系,同时运用文学想想叙事手段透视生态文化,探索人在世界中的诗化生存状态,思考人、自然、艺术与批评三者关系———对人与自然征服与报复关系的反思,对生态艺术批评的人文原则的确定,对现代主体中心问题和多元价值新构造的推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阅读大地》编者所说的:“具有生态敏感性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具有一种潜能,推动人类全体成员培养起更加深厚的生态人文素养。”[7]
在我看来,生态批评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中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为主,力求在作品中呈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复杂动向,把握文学与自然环境互涉互动关系。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增加而范围不断扩大,因而生态批评已经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收入西方文论术语词典。
第二,生态批评亦可从生态文化角度重新阐释阅读传统文学经典,从中解读出被遮蔽的生态文化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并重新建立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诗意审美关系。
第三,生态批评对艺术创作中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保持“政治正确”立场———既不能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也不能有绝对地自然中心主义立场,而是讲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主张人类由“自我意识”向“生态意识”转变。人类与地球是共存亡的生命契合关系,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大地物种中的一员,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员生死与共。
第四,生态批评将文学研究与生命科学相联系,从两个领域对文学与自然加以研究,注重从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角度进入文学层面,从而使生态批评具有文学跨学科特性。生态批评是人类面对生态灾难之后的文学反思,是文学艺术家对人类在地球的地位的重新定位,是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重新清算。
第五,生态批评在对生态文化现象进行观照时,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不能背离文学精神和文学话语,而要尽可能在文学文本形式和艺术手法层面展开话语叙事,通过“文学性”写作的形式美手法去体现出生态文化精神。
第六,生态批评的内容要求从生命本质和地球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存在状态。这一视角将已经流于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与危机重重的地球生存问题联系起来。文学从此可以抛弃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从语言消解的各种文学批评话语中振作起来,重新审视“人类的”生活意义和“世界的”生态意义。
总体上看,生态批评将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领域,它一方面必须是“文学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必须触及“生态性”问题。这种“文学性”与“生态性”的整合不同于其他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生态批评对人类未来充满希望,并不断呼唤着诗意乐观的生存态度,拒斥“对未来的绝望”,从而显示出生态批评的乐观主义精神特质。
当然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出现,都有不完备之处和理论盲点,生态批评也不例外。这种新的批评模式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达纳·菲利普斯在《生态论的真相》一书中对生态批评提出若干异议,认为生态批评是旧瓶装新酒,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而是用时髦的术语哗众取宠而已;生态批评仍没有形成自恰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根据的匮乏使之只不过成为激情的叙述话语;生态文学批评充满野心,想当然地把相当复杂的进化论及生态理论纳入文学批评之中而难以消化。但不管怎么说,生态批评从西方文论的“文本喧哗”“话语游戏”中走出来,开始俯身生养死葬的大地,直面并关心人类存在的真实困境,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四、生态批评对当代文论的意义
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人类的政治制度、人权准则、金融体系、科技发展都会全球化,这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但文化形态、审美感性、艺术精神、宗教信仰必须保持各自的身份特色,丢掉这一点人类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就会出现重大断裂和本体错位。
(一)人类性价值中断与东西方前沿话语整合
生态批评文论既从生态学视野出发研究文学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又从生态学角度看文学批评,强调生态学角度高于审美角度,审美之维服从生态之维,使生态与审美获得互动互释。更深一层看人类精神生态谱系:“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困扰着人类,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和心性襟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大面积沦落。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对过去创造的巨大物质与精神财富和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加以否定,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对传统“釜底抽薪”的借口。其结果使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无家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在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出来。生态文化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从现代性内部产生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某种程度的纠偏。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源头与东方文化有不解之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古希腊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本源。事实上,那种将希腊文明看成是西方文明传统的观念在当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现代性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形成的一种文化偏见。希腊是西方文明一度中断而后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西方文明并不仅仅源于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同古代近东地区尤其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文化紧密相关。
直言之,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西方人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并以各种现代性叙事阐释这一文化源头,进而片面地将西方文化看成人类最初的曙光。事实在于,希腊文化作为一种曾经失落的文明,是近代以来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所谓连贯的文明形态。其实,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
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如是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Henry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8]
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和人与超自然力的神的关系的处理,启发了西方人。在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西方文明对近东文明有着诸多借鉴:诸如建筑学、测量学、城建学、军事技术、制造术、雕刻艺术都是从两河流域和埃及传入,而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修辞学、历法、贸易艺术、钱币使用、国际条约的签订都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开创先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化乃至宗教都有东方的因素,与东方有不解之缘,西方文明是吸收东方先进文明而获得精神能量的。正是将人置于宇宙中心,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德),才使得现代西方人与古希腊人在坚持人文主义,高扬人性中找到了精神共鸣。
因此,今天的生态文化使东方文化又一次对西方前沿文化产生了影响,这一生态话语流动和互动互用,实在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福音。[9]
(二)生态文化聆听物种灭绝的警钟
西方艺术家和美学家近些年来大力提倡生态文化和美学,这一方面有对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有对艺术中近几十年来出现的过多的卑污和血腥的抵制。这种生态美学在全球播撒,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同。然而问题在于:自本世纪以来,已有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而提前灭绝。如今的人类,早已从为生存而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变为无节制地奢求。人类大肆屠杀动物,血腥气充塞天地间。然动物物种有限而人类欲望无穷。这种无节制的疯狂攫取,破坏了自然界的生物链,最终会将人类自己也逼到死亡的境地。我想,人类无疑成为这个世界最为凶狠野蛮的动物,这种“现代性”机器所导致的无节制的疯狂虐杀和私欲占有,使得人类亘古未有地陷入了虐杀与自杀的悖论之中。善待动物的吁求是值得新世纪人深思再深思的。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中,人的这种嗜血杀戮的本性,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噪,事实上已经将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彻底扭曲,使得人成为一种不断用各种理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艺术的理由)心安理得地从事冷漠的杀戮,进而使杀戮操作化表演化!从而丧失了人与万物同一的人性共识和基本法则。不仅如此,这种血腥感的制造者,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虚拟的人类霸权推进者,虚幻地以为人可以处在动物物种之上,可以任意决定动物的生死,可以将自己的意志无限地强加在动物身上。人类正在滥用上帝权力的徽章,正在为人类从整个生物链条脱节埋下祸根。
生态批评要求人们做到:不断削弱骨髓里的贪婪之欲,不借任何冠冕堂皇的目的从事杀戮,不为了任何理由为自己制造杀戮的口实。那种为了显示富贵而穿裘戴貂,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一种陋习,一种被环境保护组织视为近乎犯罪的行为。同样,为了口福贪婪而滥杀动物,已然表明人类的短视和疯狂。自然报复的时间表,已经缩短并且排满,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而提前灭绝,为人类难以言说的前景敲响了警钟!
(三)生态文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新导向
莱德菲尔德在生态美学意义上的“文化寻根”,不同于寻根文学以乡土民俗、传统民族性精神的发掘与再现为特色,而是以对人类文明的回顾与前瞻为宏观构思框架,试图引导人们觉悟到作者所坚信的某种新世界观———新时代(New Age)运动的思想。因此,西方20世纪后期的寻根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代表着西方民间思想运动的重要文化现象。
近几十年来,西方模仿东方生活形态,出现了“慢生活主义”,而且大有风靡世界的趋势。1986年意大利作家卡罗·皮逊尼发起并带动了一股全球性的“慢生活”浪潮。1999年,第一届“慢城市国际大会”在意大利奥维托召开。“慢城市”有更多的空间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生活速度放慢,在意大利就有30多个小城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近年来,美国的“慢学校”开始出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马丁·路德·金学校就是代表。在这所学校没有拼命的竞争,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所谓的竞争机制,授课时间和课程的安排都按照学生的需要来设置。于是,人们慢慢地运动,慢慢地呼吸,慢慢地吃东西,慢慢地聆听,慢条斯理地工作,温婉地交际,怡然自得,慢慢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同样,西方人对东方精神的吐纳,导致近年来欧洲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人们认识到,人陷入了一种贪婪“加法”的恶性循环,越干越多,越多越干,节奏越来越快,人生越来越忙,生命力越来越弱,时间越来越少。于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开始做“生命减法”———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们感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而事实上生活原本就是如此简单!
面对消费主义和现代性的复杂生活,生态主义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的方式。实际上,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的潜在逻辑,使消费主义弊端日渐明显。一些反对消费主义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的人认为: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超过需要的物质炫耀。如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着“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可能会重新呈现出魅力。
事实上,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科学家们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太阳系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万个。我们面对着浩瀚的时空大限,宇宙也不只是一个,而是复数———数十个或上百个。在这个复数的宇宙中,发光的物体只有百分之五,有百分之九十五不发光的物体默默地主宰着宇宙的命运。在宇宙中,人只不过是一粒灰尘,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茫茫宇宙来说都微不足道。
今天,西方科学家警告人们:地球环境在恶化,而南极冰层的最终消融,其破坏一方面将使冰川下深冻的数百万年前仍然存活的瘟疫病菌随洋流传播,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另一方面,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后,海平面将升高二十米,这意味着沿海国家的日本将沉于海,威尼斯将在海底,世界很多海边城市都将被淹,人类上万年的富饶的平川都将沉在海底。如果扩大城市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增加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将并不美妙。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来思考的未来,也是在东西方对话中生出新世界蓝图的未来。
(四)生态文化的启示与精神价值整体创新
日本科学家江本胜作了一个实验:放置一杯水,然后播放极为纯美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然后将这杯水拿去用仪器透视,发现水分子呈现出极其辉煌亮丽、美妙绝伦的分子结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样,把这杯水放到重金属摇滚的嘈杂刺耳声音中,水分子的结构发生了类似癌变的分子结构变化。我们都知道,人体70%都是水,进入反生态的噪音中,怎么不得癌细胞呢?同样,非艺术成为喧宾夺主的政治波谱,真正的艺术就成了病态的艺术。
如今,自然生态观使得西方人将其引入人文价值领域,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人类从战胜自然乖戾中,开始学会尊重自然和人性。中西传统文化是大抵遵从“天人合一”的中庸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古希腊的文化还是先秦的文化精神,都对中庸之道的生态和谐精神加以提倡。
西方古希腊有着“中庸”思想: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讨论过“中道”问题;柏拉图认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中庸”作深入分析说:“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行则寻求和选取中间。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道”观点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影响了中西方世界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
然而,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违背了中庸的“一分为三”的多元精神,现代性艺术成为“反抗”的艺术时,西方艺术已然变“丑”。生态美学呼吁,今日世界不需要用“审美性”的现代性去反抗“制度性”的现代性,而是用生态平衡去要求人的精神生态平衡。现代性出现了“异化”制度性的断裂,导致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精神性的断裂,只有通过生态文化的调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而寻找人类文化身份的重建之路。
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中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生态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冷战、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让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绿色![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雷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的观点。她作为生态文学的创始人和整个生态文化和环境运动的推动者,描写自然环境的恶化,揭示生态困境问题,传播生态思想观念,对生态文学和环保运动的发展、诸多国家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MichaelP.Branch(ed.),Reading the earth: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xiv.
[4]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ecolist和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5]Cf.Lawrence Buell:The enviroment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
[6]MichaelP.Branch(ed.),Reading the earth: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Moscow,Idah UniversityofIdahoPress,1998,xii.
[7]Ibid.
[8]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上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9]CF.MichaelP.Branch(ed.):Readingtheearth: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Moscow,Idaho:UniversityofIdahoPress,1998.
[10]Cf.Laurence Coupe(ed.):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