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考古大众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009年在纪念苏秉琦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苏秉琦是迄今中国考古学家中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先驱，是积极倡导考古学公众化的思想者、引领者、实践者和集大成者。
从1950年苏秉琦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起，到2010年已经整整过去了六十个年头。在这样值得纪念的年份里，学习和研究苏秉琦考古学公众化的思想，回顾和总结苏秉琦为建立中国公众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丰富和完善苏秉琦所带头创立的中国考古学派及其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推进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和发展，是我们为这位一代宗师百年诞辰所献上的由衷纪念。
一、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缘起于五十年代
1950年，针对向达提出的我国图书博物馆和考古事业需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议题，苏秉琦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发表了《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首次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观点。他指出今天革命形势所赋予考古学的新方向公众方向，考古学的新任务是为人民服务。尽管那个时代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把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叫做公众考古学，他却用图例的方式，展示了考古、历史、博物馆、文化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当然提到了考古学所应具有的为文化建设服务的“普及任务”环节。这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新中国考古学公众化历程的一个出发点。
如果仔细品味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和反复阅读他论证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苏秉琦提出的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主要针对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学的自身定位和专业人员的思想转换，用以区分旧时代的金石学和旧中国的考古学，突出强调考古学应该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物质文化史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对此，俞伟超和张忠培早在选编《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的编后记中，既已回顾过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这类大是大非问题，并且总结过苏秉琦当时的认知和做法。
他们的分析指出：新中国建立后，考古事业得到蓬勃发展。苏秉琦没有担任很具体的行政职务，但在学科形制、事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随着现实中的新需要而发表过很重要的意见。其中，对考古学性质与任务的认识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由于旧中国考古事业基础薄弱，许多人对这门学科的认识相当模糊。我国因有很长时间的收藏古物和金石学研究的传统，用鼓励古物研究和单纯寻找稀世珍宝来代替严格的科学发掘以及系统的整理研究，是一股冲击正规考古工作的社会力量。这愈是接近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愈是突出。向社会说明考古学的性质与任务，是考古学的一个义务，也是考古界进行学科自身建设应不断明确的问题。
旧中国的一些不利于考古事业发展的旧观念需要破除，新中国建立以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可能对考古遗存造成的破坏，也引起了苏秉琦的关注与思考，并对苏秉琦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51年苏秉琦等一行六人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考古调查计划，因清理翻身农民们取土肥田等作业造成的遗址破坏而不得不做改变。“最初，我们确是怀着一种抢救的心情去清理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全国之大，这是理不胜理的。我们知道，在全国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现在还不过才刚刚开始……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迎接这新局面，并如何使我们的工作和这实际情况密切地互相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这项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不至于在无意中被毁灭了呢？关于此问题，现在似乎已经是应该被提出来，加以考虑和解决的时候了。”
新中国大规模建设的现实和考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使苏秉琦切身感到，考古工作不但需要配合基本建设，而且还是群体性的工作，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于是，1953年和1954年他连续发表《目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从这个展览看到些什么》两篇文章。他指出：“随着已经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迅速进行，各地考古材料的出现，将是万分丰富的，考古工作将成为非常繁重而又有很大突击性的工作，这样，仅仅依靠少数专业考古和文物工作人员，是不可能作好的，只有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使考古工作成为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首先应把全国一切可能参加、愿意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一种群众性的团体。”他还指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是建设新生活伟大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工作又是一种群众性的工作，不断扩大和加深这一工作的群众基础，是做好这一工作的重要环节。山西省的展览品和他们的工作是一个例子。这里展览的材料并不多，而且大部不是发掘品，而是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小学校的师生和各级政府干部的积极协助之下收集来的。但我们从这里看到了更多的线索和知识。他们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上述几篇文章中所集中表述的考古人民性、考古社会性和考古要为现实服务的取向，一方面成为了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萌芽和标志，另一方面也奠定了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二、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发展于八十年代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至70年代的20多年间，苏秉琦没有直接就考古学公众化问题发表论述。没有论述不等于没有观点，更不等于缺乏思想。他在《给年青人的话》回顾道：“从50年代中开始，直到今天，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两者怎样才能结合得好。50年代提出的‘见物不见人’的那个‘人’字实质上包括的既是古人又是今人，从学科角度考虑，古人是第一位的。从社会现实需要考虑，今人是第一位的。……50年代末，我思想上有点开窍。同学们说我们‘见物不见人’，这‘人’不就是社会的人吗？”于是，“五六十年代，我开始寻找新的起点，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相结合，通过解剖一种考古学文化认识社会。”“这就是我1965年发表的那篇《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写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向50年代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的第一份答辩。”
如果说客观上，“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影响或延缓了苏秉琦考古学公众化思想的早日形成，那主观上，苏秉琦则是把更多精力和时间用于考古学自身发现、研究、建设、教学中去。他开始从对一种器物（瓦鬲）的研究，转向对一类遗迹（东周墓葬）的研究，再发展到上面提到的对一个更大时空框架内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研究，并在1975年为吉林大学学生讲解了后来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首次提出了创建中国考古学派的命题。
苏秉琦所做的这些学科“内化”和学术科学化工作，虽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业内人士，但却以从材料出发的类型学分析为基础，将考古研究上升到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层面，扬弃了考古学“见物不见人”的旨趣，深化了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目的，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与社会公众需求的接轨。
80年代初始，中国考古学步入发现的“黄金时代”，考古学公众化复又成为苏秉琦考古理论思想的主脉搏。他几乎每提出和研究一个新课题，都要扣题谈到其与考古学公众化的关系，每年一次甚至一年多次地在重要讲话中提及公众考古重要性：
1981年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考古事业如何与时代发展脉搏相结合，苏秉琦指出：“文物考古工作是能够为四化做出贡献的。考古这门学科的任务，就是要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利用考古新材料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我们能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就会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样有利于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大家同心同德奔向四化。”
同年，他还指出：“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化起源，从原始社会到阶级国家产生、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课题，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出贡献。”
1983年苏秉琦在《燕山南北地区考古》中又说：“对于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讲，无论哪一位，都永远不应该把考古工作跟本学科的发展需要分开，跟社会需要分开。”
1984年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成立，苏秉琦被聘为名誉会长。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后来被严文明总结为“考古学界三个面向”的观点：“（考古）要面向社会。就是面向人民群众，面向未来。”
1985年起，苏秉琦与北京科影编导鲁明就拍摄考古科教片谈考古科普，认为这是一大创举。此后十多年他连续指导《中国文明曙光》组片等十余部影片，在央视播放，后译成外语版。鲁明回忆道，“先生生前常说，学科越走向成熟，越需要普及。”“考古学不应该和广大群众隔着一条鸿沟。”这一期间，苏秉琦多次接受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本富山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记者的采访，通过媒体将考古学的新发现、新进展、新课题等传播给国内外公众。
1987年围绕个人成长与学科同步发展历程和考古学公众化趋势三个专题，苏秉琦与青年对话：“我们的学科、文物考古事业再也不是‘阳春白雪’，只有少数人关心的清高玩意儿了。”同年，他又在《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继续指出：“考古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它将越来越公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这已为期不远了。”
1989年，苏秉琦为海峡两岸合作出版《往来成古今——中国重大考古大发现》写前言，继续强调考古学的普及化与重要性。他说：“从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果和走过的道路看，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可见，中国考古学者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考古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地公诸于社会。”
以上撮举的苏秉琦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关考古要面向社会，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观点，虽不能说全面反映了他的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但却让我们看到，苏秉琦考古学公众化思想自50年代萌芽以后已进入了最活跃时期。总结他在这一时期有关考古学公众化论述和实践，可以发现，他所倡导的考古公众化已不再局限于考古界内部，也不是旨在向社会阐明考古学的作用于意义，而是更多地通过各种集大成的学术论著、借助多种社会传媒手段、广泛联系民间社会团体等，把紧随时代脉搏而不断前行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前所未有地弘扬于世。这一局面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考古学公众化历程已进入到了苏秉琦为代表的时代。
具体来看，苏秉琦考古学公众化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标志有三：
第一，是1984年俞伟超和张忠培精选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该著作后来荣获首届国家图书一等奖，苏秉琦觉得“这是人民对这门学科的肯定，对我个人的鞭策”，“事情是大家干的，这是学科的荣耀。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
第二，苏秉琦1985年开始应《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邀请任主编、并由张忠培和严文明撰写的第二卷《远古时代》，这是迄今用考古学材料，但又不是从材料到材料书写的经典历史著作，体现出考古学家写中国史前史的特点和水平。不言而喻，这两部大书既是考古学走出专业圈子，在史学界乃至哲社界发出自己声音、系统拥有话语权的新开端，也是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使“考古学原应回归它的创造者——人民”的新起点。换言之，这种建立在考古科学化基础上考古公众化实践成果，起点高，内涵实，基础厚，走势强。对此，童明康曾回顾道：“用先生后来的话讲，这是学科成为人民的事业的前提条件”。
第三，1987年苏秉琦应约在《中国建设》发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全文不过两千字的成果，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后经《新华文摘》转载，引起了国内外读者广泛兴趣。1988年，《考古寻根记》又被选为高考语文卷试题，全国270万学子，在同一时间阅读同一篇考古文章，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录。同年8月17日《光明日报》有专文分析说，之所以选这篇文章，在于它“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阐释的逻辑性。”达到了考古学公众化、科学化范文标准。
三、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大成于九十年代
1990年后，是苏秉琦考古学公众化思想集大成的阶段。他躬身力行，完成了考古学语境的转换，将深奥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文化知识，真正实现了科学化和公众化的结合。这正如他自己在接受《明报月刊》采访所总结的那样：“我的梦就是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这个愿望现在已实现了很多，《明报月刊》的来访及所介绍的读者的关心，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化、大众化是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必然归宿。”
苏秉琦90年代所做考古学公众化表述与实践，可以1995年为界分前后两段。无独有偶的是，这两个阶段又都可以以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作为代表性成果。
第一段，1995年前。苏秉琦继续80年代所开创的通过各种途径弘扬考古学公众化，这集中收录于1994年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其中他为该书撰写的自序《六十年圆一梦》，总结了他的考古梦：
“第一、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第二、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和公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当苏秉琦把他一生的考古梦终归为两条后，这两条中又都提到了考古学的公众化。人民事业的考古学在他考古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已不言而喻。
第二段，1995年后。苏秉琦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把他致力大半生创立的考古学公众化思想推向了巅峰。其大成的里程碑，当终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的写作与发行。
该书的撰写打从立意开始便是以“公众化”为定位的，苏秉琦在该书《开头的话》中说：商务印书馆“希望我这本书能反映考古学的一个新时代，又要雅俗共赏。要求虽然很高，却符合我们学科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该书的成书过程包括各个章节的标题，都采用了适合公众语境的表述。书发行后产生了巨大的学科建设意义及其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此书列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目，不断再版，不断售罄，甚至还出版日文版等，迄今为止尚没有哪位中国考古学家所能企及。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集大成式展示出的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集中反映出苏秉琦时代中国公众考古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发展水平。从考古学科到知识界乃至社会的各种解读和阐释，更反映出普遍的共识：
俞伟超认为该书是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终身一心为重建中国古史、为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公众化、为中国考古学能更好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奋斗不已。”
张忠培说：《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苏秉琦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段为公众撰写的一部考古学著作。是他使中国考古学扎根于广大公众之中而作出的一次最重要的努力。书的所有论述和观点，均自成体系，为一家之言，却写得深入浅出，把最复杂、深奥的道理讲得简单、明了，且文图并茂，语言娉婷，婉婉入理，读来朗朗成声，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启迪思想，发人深思。
费孝通指出：“苏秉琦教授的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代表了我国学者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本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他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证实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这样一本著作，意义深长，引起我的深思……。”
苏秉琦生前最好的德国朋友，著名汉学家傅吾康说：“他已具备了作为一位现代学者所应有的完美的人品，深知要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最有效的方式公著于世，不仅应通过个别对话，而且也应面对广大的公众读者来交流信息。”
毫无疑问，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公众化的领航者，是中国公众考古学的缔造者。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也献给了广大人民，因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人生。换句话说，苏秉琦有关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与他提出的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论、文明起源和形成及其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等一系列思想一样，都是苏秉琦考古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苏秉琦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都将推动中国考古学继续向前发展。这正像张忠培在纪念苏秉琦百年诞辰暨牛河梁发现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进程中曾引导我们前进而且仍将引导我们前进的一位极为重要的考古学家，是还屹立在我们面前的一位巨人……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中国考古学如此，苏秉琦创立的中国公众考古学事业也将如此。
最后，我们想用苏秉琦晚年的憧憬，来结束我们这篇纪念他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思想六十周年和他百年诞辰的短文：“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已在眼前，梦不再是梦。人民公众的、真正的中国考古等待着我们开拓。路已打通，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吧！”
（原载《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