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路口的彷徨、兴奋与学术争鸣
——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
孙继伟 於军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学报》2010年第9期(首篇)，第1263-1271页，点击下载WORD版全文 点击下载PDF版全文
摘要：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3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①对“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②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构建；③中国学者原创的管理理论。会议也对公共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国有企业、知识管理与虚拟企业等聚集性选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2008年3月召开的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开启了中国管理学界对中国管理学发展道路和管理学界自身问题的群体性关注和持续研究[1, 2]。当前，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处在选择何种方向的交叉路口。郭重庆[3]所说的“中国管理学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包含有“交叉路口”的含义。TSUI（徐淑英）[4]指出，中国管理学已经到了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走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的交叉路口。事实上，“交叉路口”不只包括上述含义，在管理学界既迷失了头顶星空，也迷失了脚下大地的当下，中国管理学界还处于向上走（为学术而学术，仰望星空），还是向下走（为实践而学术，俯视大地）的交叉路口[5]。
在交叉路口面前，管理学界有比以往有更多的彷徨、兴奋与争鸣，这些彷徨、兴奋与争鸣在本届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郭毅大会报告的题目就是《兴奋、彷徨及其学术实践》，争鸣则几乎贯穿于大会报告和分会场报告的各个议题中。
2010年8月召开的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继承了前2届会议的3个特征：①立意高远，关注管理学的发展方向；②立足现实，直面管理实践中的问题以及管理学自身的问题；③平等对话、激烈争鸣。同时，本届会议还有两个重要创新：①增加了公共管理研究专题；②增设了博士生论坛。
1 对“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
1.1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席酉民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好理论应当是有实践的理论，好实践应当是有理论的实践，但是，不应要求管理理论直接给管理实践提供答案，管理理论的价值是给实践以思想上的启示、过程上的参考，并促进管理水平提升，管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就像从一座山的两边分别攀爬，两者有明显的分离，但登上山顶后会相遇。刘源张补充说，应当区分管理学家、管理专家、管理商家、管理者，这4类人应当有不同的分工和定位。
芮明杰引用宁高宁对管理学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批评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陈春花强调管理理论应当能够指导实践、解决实践问题，并指出管理学研究者应当有扎根企业搞研究的精神，应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实践调研和体验，在此基础上研究提炼管理理论，这样才能研究出有价值的管理理论。齐二石介绍说，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要求新入职的教师在企业挂职一年以上，以此来避免研究与实践的脱节。魏江则强调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独立性，并借用席酉民提出的“爬山”比喻进一步指出，不仅研究者与实践者“爬山”的目标和路径不同，而且不同的研究者应当选择不同的“爬山”目标和路径，实践派与学院派分头前进，才能整体提升管理学的研究水平。
陈春花的报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代表了实践派的呼声。她认为：①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比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更重要；②框定问题优于界定方法；③应当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④中国的管理研究要为中国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⑤中国的管理学者要通过获得中国管理实践的认同最终赢得西方管理学者的认同。
1.2 问题与方法的关系
陈春花提到的“框定问题优于界定方法”引起了问题与方法关系的激烈争论，点评人和参会代表指出，问题与方法并不矛盾，两者同等重要，无论是讲问题优于方法，还是方法优于问题都说服力不足。也有代表对“框定”与“界定”的区别表示不解。
笔者认为，“框定”与“界定”2个概念的区别在这里没有意义，问题与方法谁优先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陈春花提出的“问题优先于方法”进行质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现实工作中，当有几篇管理学研究的论文（或课题申请书、待鉴定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评价者（审稿人、评委等）面前时，往往会有一部分论文是以问题提炼和问题挖掘见长，一部分论文以方法严谨见长，这时，评价者究竟是坚持“问题优先于方法”，还是“方法优先于问题”的观念就至关重要。推而广之，管理学界主流学者（或评价者）对问题与方法谁优先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管理学的方向，也决定着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能否缓解。
1.3 可重复性、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
孙继伟在报告中用可重复性来衡量管理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这也引起激烈的争论。席酉民等指出，研究对象涉及到人时，研究结论就是不可重复性的，而管理学研究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前两种关系都涉及到人，所以管理学研究成果不能用可重复性来衡量其科学性。
笔者认为，不承认可重复性意味着否认管理学的科学性。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可重复性都是区分真科学与伪科学的依据。由于社会科学是概率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对社会科学理论（或成果）也应当是概率意义上检验其可重复性。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可重复性并不要求在每个事件和对象上可重复，只要求重复检验的有效性分布在一定误差范围内就可以了。
反过来说，假定“管理学研究成果一旦涉及到人，便不具有可重复性（包括概率意义上的可重复性）”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在管理学研究中根本不需要进行实证研究，更不需要进行量化建模和内部效度检验。管理学界普遍重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重视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检验，这本身就与“一旦涉及到人，便不具有可重复性”的命题相矛盾。换言之，管理学研究成果必须接受外部效度的检验，检验结果在概率意义上的可重复性是管理学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的依据。内部效度检验是为外部效度检验作辅垫的，如果不承认外部效度、不准备进行外部效度检验，对研究成果进行内部效度检验便没有任何意义。
1.4 元管理学、比较管理学
吕力认为，管理学知识中的科学部分（普适的）和人文艺术部分（非普适的）是否能够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元管理学对这2类知识的性质、来源、产生机制、可靠性和检验机制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对这2类管理学知识（全部管理学知识）的考察，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学知识体系。
元管理学研究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并不属于比较管理学，但是，元管理学要想有所建树，必须在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比较中寻找到统一点，在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比较中寻找到统一点。只有突破这一问题，吕力报告中自谦的“妄图”才能成为可实现的“蓝图”。
高闯回顾和总结了比较管理学的研究情况，这一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曾经活跃过，现在已经成了“沉闷的科学”：在国际管理学界，比较管理学处于边缘化地位；在国内管理学界，比较管理教学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高闯认为，演化分析方法可能“激活”比较管理学，使其从“沉闷”转入“活跃”。演化理论中的基因、个体与群体、选择、变异、共生、惯例等重要范畴，关于渐进或动态性、历史特性、累积性、路径依赖等重要思想和内容，对深化比较管理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运用隐喻和类比方法把演化理论的一些科学范畴引入比较管理分析，能极大地改变比较管理学所面临的窘境。
杜荣等比较了东西方的信任理论，运用思维法则学方法界定了承诺式信任、说服式信任和调节式信任，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承诺式信任在西方比较普遍，调节式信任在东方比较普遍，说服式信任在东西方都比较普遍。
周建波从“起承转合”结构、哲学观、文化深层结构多角度对和谐管理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比较，引申出中国管理情境的理论建构方法。
1.5 制度管理学、制度观
刘源张指出了管理学中的利润观、和谐观、效率观、效益观、秩序观、制度观的差异，并重点阐述了制度管理学与科学管理学的区别与联系，制度管理学与科学管理学的目的不同、方法不同、效果不同、执行者不同，但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鉴，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郭毅把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制度是人为创造的种种事物、事件、现象或问题。在此意义上，制度研究主要用来讨论现代化社会中纷繁多样的社会组织的缘起、变化和兴衰，其中，规律化或趋势化是首要议题。他认为，现在主要依赖于“情景导向”的实证研究途径，发现了一些特质性的现象，但无论其采用量化还是质化的手段，还不如考虑采用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依照制度观的视角，寻求对中国主要现象的理论解释。
1.6 管理学界自身的问题
管理学研究者以研究企业和公共组织的问题为主，但是，管理学界自身的问题也不应忽视。孙继伟认为，“方法迷失”是美国和中国管理学界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实践迷失、客户迷失、价值迷失并称为“四大迷失”或“四大问题”。方法迷失的问题有：①一流期刊论文虽然比三流期刊论文所用方法严谨得多，但外部效度都不高，或者说两者都迷失了外部效度；②实证研究狭隘化，量化建模法占统治地位，其它实证研究方法受排挤；③生搬硬套美国构念，僵硬翻译英文概念。由此导致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如优秀管理者和记者的成果；量化模型不如身体力行；学术变得像屠龙术或炼丹术一样。
彭贺认为，单向度的管理学研究是指管理学研究倾向于从某种单维价值预设出发，很少虑及其他的价值诉求。目前我国管理研究日益呈现出单向度的趋向，主要表现为：①研究立场单维化，偏向股东和管理者；②研究主题单维化，研究者对一些重要主题“失语”；③研究思路单维化，较少对目前管理实践进行批评、否定性的研究；④研究方法单维化，实证方法日益垄断学术界。单向度的管理研究会损害管理研究的丰富性和创造性，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甚至摧毁管理实践，如：加剧管理层与员工的冲突，导致员工身心的异化。彭贺倡导研究立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的多维化，主张参考西方的批判管理研究，发展中国本土的批判管理研究，以此来扭转单向度的管理研究趋向。
2 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构建
与中国特色管理学相近的概念包括中国管理学、中国本土管理学、东方管理学、管理学中国学派、中国式管理理论等，由于本届会议上使用“中国特色管理学”概念比前两届会议增多，所以本文暂用这一概念代表与此相近的概念。
2.1 中国特色管理学存在的基础
吕力认为，“情境独特性”既无法被否证，也无法被确证，所以，情景独特性无法成为中国本土管理学存在的基础，视角独特性才是中国本土管理学可靠的基础，从而也是本土研究与非本土研究的真正分水岭。同时，仅有视角的独特性还不够，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这种视角的独特性必须强大到突破原有理论的“硬核”，才有可能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这种对原来理论体系硬核的突破无疑就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
TSUI[4]不仅认为情境化是破解严谨性与实用性矛盾的关键，而且希望借助情境化研究来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按照吕力的观点，情境化研究属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但情境化研究不一定导致中国本土管理学。只有采用了独特视角或解释框架的情境化研究才会导致中国本土管理学，所谓独特视角，就是类似于“地心说”与“日心说”区别的解释体系。这意味着TSUI寄予厚望的情境化研究，难以成为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基石。
2.2 中国特色管理学的体系与研究方法
刘人怀剖析了管理学界英文概念和中文概念的混乱，提出了用Guanli Science来统领management、administration、management science等不同术语的设想，大力倡导“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建议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的思想来构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中国学派包括若干小学派，具有最大的兼容性，是个大平台（大舞台）、聚义厅，是个大家庭。刘人怀等2004年以来发表了有关“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10多篇文章，刘人怀本届会议的报告是对这些成果的综述，报告以概念辨析和体系梳理为主，最后强调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倡导“干”字当头，三分争论、七分不争论。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刘人怀指出的管理学英文和中文概念混乱确实是制约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要让英语国家的管理学界接受Guanli Science这一概念是极其困难的，也许在世界管理思想史经典教材中有许多中国人的成果时，这一设想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管理学界对管理学相关概念也难以达成共识，相对来说容易实现的是，教育部学科目录调整时，理顺管理学相关学科和子学科名称的区别与关系。
芮明杰在分析管理学的科学性、艺术性、道德性3个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指出，在科学性方面，不存在东方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之分，但在艺术性和道德性方面，应该有东方管理学一说。他认为，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可以使用下列3种现代科学的方法：①考古挖掘+整理说明；②理论创新+实证检验；③个案研究+情景分析。有的参会代表对芮明杰把管理学的道德性作为3种基本属性之一表示不解，现在普遍的说法是管理学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双重性，道德性是否可以与科学性、艺术性并称为三大基本属性还有待研究。
苏勇在大会报告中批评了当前中国管理学界的“美国倾向”，即热衷于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去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这种外衍性管理学所提供的知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生活、企业实践及心理状况脱节，难以有效解决我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苏勇认为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东方文化和社会特点的管理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理论。苏勇等提交的论文对本土化研究与东方管理的概念作了辨析，分析了本土化研究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本土化研究的展望和东方管理学的构想。
苏敬勤提出了一个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研究框架，计划从两个维度对10多个案例企业进行结构化、规范化研究。其中的一个维度是外部环境、组织环境、管理创新事件，另一个维度是企业家、高层管理团队、管理创新实施者。会议上报告的是研究计划，还没有得出研究成果。
吕成从横向四个维度（基于西方管理科学、基于现实实践、基于文本文献、基于哲学思辨）、纵向三个方面（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研究结论）梳理了“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方法体系。有参会代表认为，在四个维度中，前两个维度的分类依据是明确的，后两个维度的分类依据则不明确，把四个维度并列在一起的分类依据也值得商榷。
戴国斌从横向两个维度（知识与实践）、纵向两个方面（研究对象、研究本身）设计了一个四象限的管理学研究一般框架，并把管理学研究中的中国元素纳入了这个框架。
谭人中通过“视界”的把握，从现象学的立场阐释管理学基本概念，并从“秩序与混乱”现象的普遍性分析了这些哲学概念在管理活动中的一般意义，进而推论出“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状态”，为确立秩序与混乱成为管理学统一的研究对象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上届会议和本届会议上，谭人中都提交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看起来像一个庞大的体系，但理解或认可这一体系的参会代表还不多。
2.3 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突破点
郭毅不主张在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研究中排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主张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和概念在3个方向上寻求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突破：①如吴冠中那样，在中西文化之间融汇，给中国文化穿上个“外套”——地方知识国际化；②如石涛那样，专精某门本土技艺——地方知识典型化；③如毛泽东那样，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地方知识主导化。
曹荣认为，除了学术界构建中国式管理范式的理论体系以及加强企业实践研究之外，还应从根本入手，立足于高校商科教育的重新架构去谈中国式管理的传承。从企业未来各层级管理人才的思想教育入手，传承中国式管理理论。
2.4 中国经典理论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来自新加坡的符绩德认为，美国式管理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真理。以日本为例，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向美军投降之后，日本企业也没有完全接受美国式管理。新加坡在1980年代是跟日本学管理，而不是学习美国式管理。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孙子兵法》和中国的四大名著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新加坡经济成功的设计师吴庆瑞倡导从《三国演义》中学习战略管理，另外，《水浒传》对团队建设、《西游记》对管理创新、《红楼梦》对大型成熟企业管理有丰富的启示。此外，通过对中国经典领导理论（包括毛泽东的领导理论）发掘和专业化研究，应该能对全球管理学界作出重要贡献。
许正把《易经》中“阴阳并存、互根，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原理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认为企业的基本两仪是创新（Innovation）和运营（Operation），经过二分法的2次应用，形成了企业管理中的8个要素，对应于《易经》的八卦，并用六十四卦的卦象归类来指导战略决策。许正结合自己多年来在企业管理中应用《易经》的经验总结说，“如果心诚的话，用卦象归类来指导战略决策是很灵的”。
《易经》的编著者孔子强调说“不占而己矣”，荀子也说“善为易者不占”，这意味着占卜和卦象对决策的作用不应当过分强调。如果决策者（包括古代的皇帝）听不进他人的意见，或者对重要的决策信息视而不见，决策参谋人员可以借助占卜和卦象帮助决策者重新审视决策依据；如果决策者对所选方案犹豫不决，占卜和卦象能够帮助其坚定信心、勇往直前；如果决策者明白事理、掌握着决策所需的各类信息，那么就不需要依靠占卜和卦象来指导决策。但是，像许正所说，决策者左右为难或者自己犯糊涂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意味着占卜和卦象对决策确实有一定作用。
颜爱民等结合道家“无为而治”的传统释义，在科学语境下从系统自组织等角度重新解读了“无为而治”思想，并按照觅道、循道、守道的逻辑关系来解析“无为而治”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罗运鹏认为，重道、遵道、行道是道家管理思想的突出特色，道家的贵生观、节俭观、自然生态观可以校正当前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中的错误观念。道家思想对管理的策略价值体现为：管理崇尚简单法则，守柔是企业竞争的法宝。
黄少英认为，儒家与现代企业领导理论都强调领导伦理的重要性，儒家的“人本”思想与现代企业的人性化领导基本吻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与现代企业领导风格中的既关心人又重视生产的领导风格大体一致，儒家“修己正身”思想与现代企业领导的伦理素质的要求大体相当。儒家领导思想与现代企业领导伦理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在现实管理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腾飞，进一步证明儒家思想在今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李歌等在辨析“中庸和合”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庸思想的管理价值，分析了中庸之道在和谐供应链管理、和谐团队建设管理、和谐劳资关系管理中的应用。
3 中国学者原创的管理理论
（1）和谐管理 席酉民带领的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进行了持续、系统、深入的研究，现已成为中国学者原创的、具有普适性的代表性管理理论之一。在本届会议上，对和谐管理作进一步研究的论文包括《管理研究与管理理论——Janus视角的分析》、《复杂快变环境下整体性应变工具：和谐主题》、《和谐管理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比较》3篇。这些论文反映了和谐管理理论的深化、细化和扩展研究的新成果。尽管多位学者把席酉民的“和谐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本土管理理论或东方管理理论，但席酉民强调，“和谐管理”适应范围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对东方、西方都适用的。
（2）可拓学 蔡文创立的可拓学是一门横跨哲学、数学和系统工程的新学科，经过20多年的研究，已经从可拓论、可拓方法、可拓工程三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成果。蔡文等本届会议提交的论文《创意的产生与生产》从创意和矛盾问题的关系出发，探讨创意产生的机理和从已有产品产生新产品创意的方法，指出产生创意的理论基础就是可拓论，产生创意的方法就是可拓方法，介绍利用可拓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去产生创意的程序和利用计算机储存量大及速度快的优点，生产创意的可拓策略生成方法。
（3）势科学 李德昌对势科学进行了多年研究，已经有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本届会议提交的《中国管理情景下的势与复杂及和谐管理》一文提出，应对复杂环境和情境的有效战略是通过抽象获得更多的信息量、营造更大的信息势。势的运行机制“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推动复杂系统从“不对称š对称š不对称š对称š……”的往复过程中，形成置换群到变换群，再到更高层次上的变换群，从而推动社会从和谐管理到和谐社会的螺旋式演化与发展。
（4）体悟管理 於军在《企业管理》等期刊发表了10篇体验与体悟管理的系列论文，本届会议提交的论文《体悟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提出，企业通过顾客体验管理，可以让顾客心灵在服务体验中产生震撼，并由此让其在现场沉思和事后反思中认识、领会到体悟内容，即体验的内核，产生对服务和自己的双重满意，增强其高峰体验水平和体验记忆效果，从而实现顾客忠诚和企业利润双重收获。
本届会议的论文中，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原创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数是对西方已有理论或中国古代理论的应用、补充或发挥，所以归入本文的其它部分进行述评。
4 公共管理研究
（内容提要略）
本届会议上公共管理专题的一部分论文通过大量调研、多案例比较研究或单案例深入研究，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度挖掘，提出了针对性、建设性的建议。但是，也有一部分论文只是借用国外的概念，对政府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呼吁或建议，有些原则性建议甚至像政府领导的讲话，与扎实的学术研究差距较大。公共管理选题的论文比组织行为选题的论文使用量化建模法明显少，这说明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敢于直面现实问题，但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严谨性上明显不如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者。
（内容提要略）
本届会议上公共管理专题的一部分论文通过大量调研、多案例比较研究或单案例深入研究，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度挖掘，提出了针对性、建设性的建议。但是，也有一部分论文只是借用国外的概念，对政府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呼吁或建议，有些原则性建议甚至像政府领导的讲话，与扎实的学术研究差距较大。公共管理选题的论文比组织行为选题的论文使用量化建模法明显少，这说明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敢于直面现实问题，但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严谨性上明显不如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者。
5 自发聚集性选题
5.1 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
（内容提要略）
会议点评人和参会代表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道德和伦理三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企业究竟应该在这几方面做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和比较社会责任，如何判定企业道德好坏等关键问题还未得到澄清，有待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道德和伦理的概念澄清、因果关系、现状与问题等方面，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改善企业社会责任、道德和伦理的来说，学术界研究成果明显不如企业界道德楷模（如稻盛和夫、比尔¬盖茨、陈光标等）或社会上的高人贤士（如南怀谨、星云法师等）率先垂范、倡导呼吁所起的作用大。
5.2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
5.2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
（内容提要略）
本届会议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选题的多篇论文大多数是西方理论和概念在中国的验证、变量修正和补充。会议点评人指出，有些论文的变量划分或界定依据不明确，甚至个别论文颠倒了变量的因果关系。当然，现实中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或双向互动的，曹仰锋在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验证了各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作用。TSUI [4]指出，国际管理学者有一种明显的偏好：从主导的管理学文献（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构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现象，这有可能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当然也是存在的。从本届会议的这类选题的论文来看，徐淑英所说的这种趋势不仅是存在，而且是明显的。
本届会议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选题的多篇论文大多数是西方理论和概念在中国的验证、变量修正和补充。会议点评人指出，有些论文的变量划分或界定依据不明确，甚至个别论文颠倒了变量的因果关系。当然，现实中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或双向互动的，曹仰锋在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验证了各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作用。TSUI [4]指出，国际管理学者有一种明显的偏好：从主导的管理学文献（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构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现象，这有可能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当然也是存在的。从本届会议的这类选题的论文来看，徐淑英所说的这种趋势不仅是存在，而且是明显的。
5.3 国有企业（略）
5.4 知识管理与虚拟企业（略）
6 分散性选题（略）
7 本届会议的总结与下届会议的方向
与前2届会议相比本届会议具有以下4个明显的进步：
（1）研究深度的推进 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立论依据、突破方向，中国经典理论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比较管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深度都比前两届会议有了明显的推进。
（2）自发形成了几个聚集性选题 除了增设的公共管理专题以外，会议论文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国有企业、知识管理与虚拟企业等选题上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这几个选题都有多篇相关的论文，起到了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也使参会代表作可以进行针对性、专业性的讨论交流。
（3）选题范围明显扩展 在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是关于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本届会议论文的选题领域非常广泛，这一方面反映了会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也给会议主题和定位的明确性带来了挑战。虽然本届会议的论文自发形成了几个聚集性选题，但聚焦程度还不够，加之分散性选题的不利于深入探讨和交流，因此，席酉民建议下届会议上对同一话题感兴趣的参会代表可以自发形成专题讨论组，设立专门的分会场进行研讨。对此有兴趣学者可以自行组织和动员参与人，并向下届会议的组委会申请专门的分会场。
（4）平等探讨、批评促进的会风进一步凸显 会议点评人和提问者对报告人发言和论文内容的大胆质疑、直言不讳的批评给参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多数报告人认为这样的激烈争鸣和坦率批评可以促进自己研究成果的提升。席酉民在会议总结时说，从80多岁高龄的刘源张院士，到年轻的在读学生，都以敏锐的思维、严谨的科学精神、尖锐而不失友好的批评，保持了会议创立以来始终倡导的学术风格，使会议充满了浮躁社会久违的新风。
最后，席酉民对下一届会议提出了“五轻五重”的建议：①轻简单概念辨析，重归纳、总结和探索；②轻简单文献回顾和思辨，重文献、理论比较以及新问题、新思路和新研究视角的发现；③轻中国文化和古代经典的简单阐释，重文化于管理影响的深度挖掘以及利用经典的重建、创新和新发现；④轻自娱自乐式研究，重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以及学者与实践家、学者间的对话；⑤轻会议的排场和奢华，重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和实质性学术进步与发现，以及促进关心中国管理的各届人士的互动和提升。
参考文献
[1] 曹振杰,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管理学报,2010,7(2):153~170.
[2] 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概念、问题与方向——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评述[J].管理学报,2008,5(3):313~319.
[3] 郭重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管理学报,2008,5(3):320~322.
[4] TSUI A S. Editor's Introduction—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1~14.
[5] 孙继伟.论管理学界的价值迷失：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的深化研究[J].管理学报,2010,7(8):1 117~1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