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还有这么多县没有律师?


博主按语:

    在中国律师恢复重建30年的今天,我们竟然还得到了这样让人尴尬的数据:目前在我国还有210个县没有律师,且都是在西部地区。

    如果还有人对此数据没有感觉的话,那么有两个数据值得对照分析:一是目前我国共有2200多个县,二是目前我国律师队伍已有17万多人。

    为什么我国西部还有这么多县没有律师?是客观使然还是主观必然?是现象还是现状?

    这个问题不仅值得业界探讨和研究,更需要管理部门乃至决策部门拿出具体方案。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身体力行,面向西部,关心西部,帮助西部。

    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带了一个好头。最近,他们专门为西部律师举办了一期培训班。这个班不仅办得有魄力(不收西部律师一分钱,而且还给每一位参加培训的律师补贴3000元路费),更重要的是办得很有收获。

    对此,媒体给予了充分而热诚的支持。

   

中国律师“东高西低”何时休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
 
 
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首届西部律师公益培训班”开课
■一个西部律师的梦想就是每月能挣1000元
■西部律师请求“严办”越来越多的黑律师
■专家呼吁:别再把律师分成“东西部”
律师学院的“黄埔一期”
  人民大学明德楼407,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教室,“首届西部律师培训班”开课。
  从8月11日到8月15日,有一批特殊的学员在这里上课。他们共有50人,来自西部12个省份的11个少数民族;而17名少数民族学员已经占到全班的1/3强。
  粗略统计,班上竟然有7个同学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来北京(当然也是第一次爬长城、观故宫、登天安门城楼)。
  人大法学院副院长王轶亲自担纲“物权法热点”课程;作为侵权研究领域领军人物的杨立新教授,则把《侵权责任法》从立法到司法的难点问题一一剖析;莫于川教授是我国行政法研究专家,除了讲授课程本身的知识外,他特别在讲课头晚,“挖空心思”地想出送给学员们的三句人生格言共勉:“学习是一种生活态度、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是一种生活习惯。”
  讲授《刑法》焦点问题的韩玉胜教授,是个典型的“三栖”人物:人大法学院教授、挂职怀柔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现任律师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他用惯有的诙谐幽默的口吻,把现行《刑法》中的焦点问题,乃至司法实践和律师实务中的“存疑”问题,一一捡出,然后再逐一解答;并佐以实际案例“剥笋”般解析,让同学们感到是如此之“解渴”。
  来自刑辩领域的钱列阳律师、房地产领域的秦兵律师、传统民商领域的庞标律师……共6位“律界大腕”的无保留“真经”传授。
  本期西部学员都是当地律协从业务精英中筛选出的。为了此次培训,这些原本拮据的律师,竟都是放弃了手中宝贵的案源,为此次培训付出了高额的“转会费”:陕西的李志山律师,新疆的李铮律师,记者随意问到的几个人,都是把手中的案子转出,失去办案收入都在2万元以上。
  李志山们则说: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不要说学院一切全免,还给每个人补助两三千元;就是让我们自费,这一趟所学到的,恐怕也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下面是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志山的一段日记:
  现在是2010年8月15日晚,五天专业培训的最后一天。
  在此校园环境中使得我浮躁的心,强迫静了下来。往常忙碌的工作,浮躁的社会生活,使得我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很多需要思考的东西。而这次培训给了我机会,能让我认真思绪下律师的职业,和执业中的很多很多。
  ……
  最后,在律师素养方面也得到了矫正。在去年李庄事件发生后,律师的声誉被打压到了最低点。整个中国律师形象也被扭曲,被误解。什么拜金主义、什么唯利是图都成了律师的代言词。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律师的价值取向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不能自拔。在钱列阳老师的点拨下,我明白了律师的素养和价值取向。我们不能去感叹别国的法律自由,我们要认清自己生存国度之法制环境;要正确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且是现阶段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定位,就能干好当前下的律师工作,就能更好地服务于需要律师的当事人。这就是我的收获,再次感谢人民大学法学院、律师学院给我的机会。
“娘家人”于宁
  于宁、徐建、李淳,三个曾经当过兵有着西部情结、又在一地及至全国律协做过或正做“掌门人”的汉子,在这个炎热的酷暑假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一个讲坛上相聚了。把他们拧合在一起的,是“首届西部律师培训班”项目——一个纯公益的综合培训项目。此时,在这里,他们的身份都是共同的,并且只有一个:讲师。
  于宁与徐建,是相识30年的老朋友。想当初,他们一个是79级北大法律系学生会主席,一个是78级人大法律系学生会主席;又是江苏老乡:一个在苏南的南京,一个在苏北的徐州;又都有过数年的军旅生涯;后来又同把法律专业作为人生的选择……可以想见,在1980年暑假的那个归家之旅中,这两个意气风发的学子,在登上北京南行的列车后,会有着怎样的十个小时的促膝长谈……
  几年后,徐建和于宁先后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一个分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另一个则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然后,他们又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律师行业,并共同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采访得知,连续两届担任中华全国律协会长的于宁,是头天刚从新疆抵京的。作为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的成员,他此行是就中国律师业现状去做专门调研的。而8月14日给学员们讲完课后,他第二天再转飞黑龙江继续实地考察。于是,人大律师学院的讲坛,就成了他“中转”之地——他是为了给学员们上课,特意飞回的。
  一下飞机,他便埋头备课;一直熬到很晚才睡。以至于他第二天来上课时,除了讲授大纲和一个车钥匙外,钱包、手机等一干必需品,什么都忘带了。于是记者便见他在出校门前,不好意思地向大家“讨要”停车费。
  于宁的授课主题是:《律师业发展的沿革、现状、问题》。他介绍,目前中国律师已经17万余人,预计这个数字在年底将达到18万;律师事务所1.5万余家。在约17万多人的律师队伍中,现有11名全国人大代表、11名全国政协委员和3名十七大党代表。
  他说,律师的生存发展,现在面临一些问题:包括社会认知上的误区、东西部律师发展的不平衡、参与国家民主化管理缺乏重要的制度性渠道等。他认为,律师决不是高收入的代名词,我国青年律师的平均收入还很低。
  为了解决律师执业难问题,已经连续两届任会长的于宁,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专门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了关于要将公司审查登记列入律师业务范畴的提案。该提案已经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拟定将在个别省份做试点。
“发起人”李淳
  你能猜到在四川阿坝州一个偏远的县份,全县唯一的一个注册律师,一个已经执业20余年的老律师,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时,他是如何回答的吗?
  这位律师告诉李淳说:“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每个月能有1000元到1500元的收入,并且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钱……”
  现任全国律协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的李淳,既是和徐建有着同样西部从军经历的人,又是传承深圳律师掌门接力的前后选手:2005年,正是李淳从徐建手里接过了深圳律协会长的“接力棒”:作为全国首个通过律师直选上任的会长,徐建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手中的接力重担移交到仍然是秉承直选民意上来的李淳手里。
  而今,这两个老朋友都卸去了所谓的“实职”,“业余”共同效力于全国律协战略发展委员会:一个做主任、一个任委员。
  主任李淳,从去年开始就承担着两个项目的调研:内容都是有关西部律师的执业生存现状和所面临的发展困境的调查。早在2008年第七届全国律师论坛上,李淳就提出律师业需要在国家这个层面制定国家律师发展战略。
  在随后的第八届全国律师论坛上,李淳提交了关于国家律师发展战略的论文,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这篇论文被论坛评为一等奖。
  在8月18日举办的律师学院首届西部论坛上,李淳不避“邀功”之嫌地当场宣称:“此次的西部律师公益培训,是我向徐建院长发出的倡议,并且力促成行的。”于是,台下一片掌声。
  发出倡议的李淳,并非空穴来风地“悲天悯人”于西部律师,而是在长达数月、多达十余省、走访无数西部律师生存现状的调研基础上做出的。
  在李淳厚厚的一堆材料里,记者又见到他今年的调研行程:从8月中旬到9月下旬,他所在的委员会,会兵分四路奔赴西部12省;在每组走访三地的名单上,记者发现只有李淳的名字出现在四条路线图中。
  在李淳的眼里,西部培训班绝对意义非凡:它是传达西部律师声音的平台和载体;它改变了过去的东西部律师间的不对等交流局面:强势东部对弱势西部的指指点点;一贯“被交流”的西部律师在这里成了“能主动”交流的对象。
“首创院长”徐建
  大学毕业后,现任律师学院院长徐建,来到那时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工作。在那里他多次参加国务院法律中心的立法活动,并参与起草了我国第一部《财产保险条例》和《票据法》。
  1983年,深圳特区急需各类高素质的人才,其中一类就是涉外律师。徐建从心动到行动。他说,到深圳的第一件事,托人去香港买了一本《六法全书》,按老师“有法依法,无法依惯例,无惯例依法理”的教诲,开始了自己的律师之路。“我是从标准的‘按图索骥’做起的!”
  20多年过去了,“小媳妇熬成婆”的徐建当选了深圳律协会长。一次,他给400名新律师进行执业培训;这时有一位新律师问徐建:“我怎样才能成为你这样的大律师?”徐建回答:“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师父。”徐建随口的一句话,引来了几十位拜师的徒弟。一个女律师干脆天天来到他的所里“静候”,直到他答应收徒为止。
  徐建那时就想,我纵有三头六臂,又能带几个徒弟呢?也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建立律师学院的念头。从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至今,30年中律师队伍从最初的212人发展到近180000人,律师所从最初的70家发展到15000余家,这中间又有多少年轻律师能够成为专业化的律师?徐建下定决心把全国各地的优秀律师聚集到一起授课。
  2009年的一天,徐建接到老班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老徐,全班同学议了,认为办律师学院是件好事,大家做了决议,让你来搞这个律师学院。”
  原来,人大法律系78级的老同学们都知道徐建在四处呼吁创建律师学院,于是在聚会时决定与其捐款不如为母校捐个律师学院。人大法律系78级的同学捐赠了500万元作为律师学院的启动资金,香港的杨旺坚先生捐赠了1500万元,更令徐建感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大胆破例,让徐建这位仅有本科学历的编外人士“破格”担任首创院长。
西部律师:请求“严办”黑律师
  几年前,有关方面曾做过一项调查,就是全国还有多少个县份没有律师,数字为206个;然而,到了2010年,最新的统计显示:这个数字反升不减:从206个增至210个。而如果加上李淳去年走访四川阿坝时,那个唯一的男律师不再“坚忍”的话,或许这个数字又增至211个也未尝不可能。
  记者曾经质疑阿坝州这个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跃”过司法难关的人,这个在贫瘠愚昧之地播撒法治文明的人,这个用所学法律作为维权之剑捍卫百姓利益的老律师,为何在实际生活中遭到“冷遇”,难寻案源;并且连每月千元的收入都不能保障?
  贵州威宁草海律师所陇康副主任的一番话,给记者作了诠释:“在我们那里,老乡们遇到法律问题,习惯于找政府、习惯于上访‘闹事’、习惯于托人找关系而不是花钱请律师;这是很普遍又很无奈的事。”他的话博得了全班学员的共鸣。
  市场、案源、收入!这几个词是8天培训期间,被西部学员们谈到很多次的词汇。在重庆李雪芹的光界所,她说作为当地最大所的一个干得不错的执业3年的律师,其年收入一般也就在两三万元上下;而内蒙古有着二三十年执业经历的老会长靳要军,则在发言中反复呼吁:严打黑律师(指在社会上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没有执业资格的各路“假律师”),拯救正规军。他们说:黑出租能打黑、黑诊所能打假,为什么黑律师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与“正规军”分割半壁江山,甚至不惜把他们挤到“一隅”?
  几年来,陕西睿翔晓罡律师所的主任刘娜一直非常关心“竞争对手”的发展态势。据刘娜说,在他们那里,黑律所的盛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西安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各色各样、千姿百态的黑律师公开“亮牌”出来揽客。“黑律师”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夹击着正规律师。
  在西安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唯一一家合法注册的律师事务所甚至不得不“竖起一块牌子”:“我们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家正规的律师事务所”。据统计,法律工作者的人数超过正规律师的两三倍,年产值已经达1000万元……
  新疆阿克苏的李铮律师也反映:我们那里的法院和司法局都把刑事案件交给法律服务者去做,而这是严重违反现行法律的啊!结果是拿到这些案源的法律服务者因为不谙《刑法》再跑来询问我们正规律师。……而他们高收入的背后,就是正牌律师的有案难寻。
  难怪内蒙古律协的老会长并非危言耸听地告诫:“黑律师的泛滥问题已经到了直接影响正规律师合法生存的严重境地……”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为了解决全国210个县份没有律师的现实问题,从2009年8月起,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会同团中央、中华全国律协等部门联合开展“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即:派遣一名律师志愿者和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到全国210个无律师县和中西部律师人员短缺的贫困县志愿从事法律援助工作。
  从沿海城市来到青海黄海进行对口援助的杜红星律师对记者说,黄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海省东南部、黄河南岸。全州22万人口中只有4位律师,还有2个县没有律师;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有的一家人就一身像样的衣服;好多藏族群众没有读过书;有的人结婚不知道要领结婚证,有的牧民不知道把钱存进银行;很多人还要靠政府救济生活……看到这些,我的心情慢慢以沉重替代了兴奋,以叹息替代了好奇。
  这里的案件大部分是农民工工资、离婚、赡养、交通事故等一些小案件,案件虽小,但事关民生。有位当事人老太太为了感谢我,给我做了个大馍,然后一句话没说便羞涩地塞到我手里跑了。我心里很不平静:在我,做的是很平常的一起案件;在她,却是一个积于心头的大事。
  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到来,总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是为了一种体验,也是一种责任。如果说当初我们自认是来帮助别人时,近一年的体验让我知道了,这里的确需要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更需要感动、更需要升华。
别把律师分成“东西部”
  8月18日,在律师学院首届西部律师论坛上,人大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这样致词:
  严格来说,本没有西部律师和东部律师的概念。我更反对什么北京律师、上海律师。因为我们手里拿的律师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证,上面没有地域之区别。都是同样的法律执业证。
  作为律师学院理事长我想说一下,人大律师学院举办西部律师培训班,我们举办的目的是什么?我给大家重申一下:它的功能首先还不是培训的功能,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推动中国法制过程当中为我们现在17万、将来20万、30万律师的相互交流提供一个平台;让律师的专业精神,律师参与的法治理念通过我们的行动能够得到更好的普及。
  我们作为一个法律人,不管是检察官、法官、律师,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反思:为什么那里的人民不能享受像北京、上海那样高质量法律的服务?他们没有做人的尊严吗?他们没有权利的诉求吗?
  为了中国法制的发展,必须让西部和东部站在一个平台上。国家对西部的政策不是一种同情、照顾和可怜,而是应尽的义务!包括我们的宪法保障和尊重人权义务的履行者。西部人民应该理直气壮地得到政策,因为我们都是法制主体和参与者。
  我深深感到,如果法律发展不平衡,法律人才都集中在东部,我们该怎么办?30多万法律人才集中在中东部,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律师的问题,也不是个别法官的问题。我想应该从法学教育,国家人事政策,法官改革上着手。
  法学院学生就业率倒数是一个假命题!西部200多个县没有律师!所谓就业难就是在北京、上海难。而所谓就业率低,就是专业对口就业率低。不能简单地说法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
  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缺少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意识,为了国家去西部的很少,首先还是北京、上海。这就是我们法学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这四年是如何培养的?
  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有理念的转变!仅强调个人的自由是不行的!必须有国家的概念!一个国家必定有她共同分享的基本价值!作为国家的成员和共和国公民,我们有义务到西部工作!要解决西部人民权利的诉求。问题的解决要综合思考!
  律师的生存状态。没必要太乐观和太悲观。
  律师仍然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律师不能和法官“对抗”,这样律师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法制就会受到限制!没有律师,检察官就没有了对立面。律师愈是和检察官、法官“对抗”,法制水平愈会提高!某种意义上,律师和检察官争得愈是激烈,国家法制水平就愈会提高。所以为了法制的进程,我们必须善待律师,尊重律师!
“黄埔一期”的特殊学员
  面向讲台第二排最右端的座位上,一个梳着短发的漂亮女孩随着老师讲课节奏,时而会意地颔首微笑,时而飞快地俯首敲击。只有在这时,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她自始至终在用右手敲击电脑键盘;而她的左手,则空空地悬垂在袖筒下,那是只有半截手掌的残肢断臂……
  她叫李雪芹,是重庆黔江区光界律所的一名土家族律师。刚满28岁的她,竟然是四年前一次性通过被人们戏称为“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的。
  3岁的时候,家境贫寒的双亲赶上麦收,留下她一人在家睡觉。她踢翻了妈妈放在一旁的蚊香,慢慢熏燃的草席被单,将蜷缩在炕角熟睡的小小的身躯焚损……她的伤痛医治了一年。小女孩的残疾证上赫然写着:伤残等级——3级。
  问她为何要学法律?为何选择律师?她的眼角刹那间弥漫出泪水,“只要是不凭体力、可以自谋生路的职业就行。”
  当她从贵州商专毕业,2006年拿下律师资格后进入律师行业,她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残障人士和贫困群体需要帮助。
  李雪芹办理的案件中,以残疾人朱训朝夫妇的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赔偿一案、雷丽涉嫌故意杀人案最为典型。
  2007年9月赶场的一天,家住水市的朱训朝、岱树华夫妇与濯水商人洪远志因摊位发生抓扯,后该纠纷在水市综治办的协调下化解。但洪远志回家将此事告之其子洪海波后,洪海波认为此事绝不能就这样算了,得给个说法,便在濯水街上叫来几个年轻力壮的亲朋,开车上水市找朱训朝。洪海波等人到达朱训朝门面时,见到身高不足一米、60多岁的朱训朝,上来就是一耳光。洪海波带人不仅将毫无还手之力的朱训朝打得全身多处软组织受伤,还把其妻子岱树华肋骨打断三根。后经黔江区公安局鉴定,其伤害属轻伤。此案经濯水派出所立案调查,并组织双方调解两次无果而不了了之。
  对此,朱训朝拖着残疾的身体四处投诉,后在黔江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光界所指定李雪芹担任其代理人。李雪芹先后到水市综治办、濯水派出所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在充分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后,提出了“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赔偿诉讼”的代理思路,这样一方面可以全面维护残疾人权利,惩治犯罪;另一方面,也能使民事赔偿到位。
  一般情况下,侦查机关立案后,没有公诉的案子,再做刑事自诉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李雪芹通过对证据的梳理,找区法院刑庭深入交换意见。最后,区法院同意了立案。在该案庭审中,被告方对自己做出的伤害行为表示悔意,并愿意对原告方的损失作出赔偿。但原告方认为被告人伤害毫无还手之力的残疾人其主观恶性大,且在伤害后医药费分文未赔,不但给原告方身体上造成伤害,而且精神上带来了巨大创伤,要求被告对此也要作出赔偿。考虑到原告提出的要求虽有悖法律规定,但也在情理中,表示同意以庭外方式调解。
  经过李雪芹历时整整两天的解释和劝服工作,最后促成双方在法院组织下达成调解协议:1.被告人给原告赔偿道歉,并赔偿原告方各项损失23000元;2.原告方对被告的行为表示谅解,并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化解了双方近一年来的积怨。
  李雪芹2010年荣获重庆市黔江区“十佳办案能手”称号。
东部游学的“西部情结”
  8月15日,为纪念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而举行国家哀悼日。本来,班里的50名同学为了感谢律师学院和法学院的资助义举,已经商定要每个人“凑份子”,给律师学院和法学院买一些纪念品留存。为买什么好,他们商量了许久:有的建议送碑,有的提议送匾,有的推荐花瓶,有的要选锦旗……
  当精美的琉璃花瓶终于成为首选时,突然,来自贵州六盘水的李富荣律师,找到班长提议,班上有两名来自甘肃舟曲的律师,我们是否应该向他们表示些什么?
  他的倡议立即得到了全部同学的首肯。很快大家便一致决定将这笔留给学院做纪念的礼物由“物质”升华为“精神”:除了拿出些许给两院送了质朴的牌匾外,剩下的近6000元,全部捐给学院;而律师学院和法学院的领导,在得知学员们的义举后,也当即宣布各自拿出经费,与学员们的善款合在一起,共计2万元,捐往灾区……
  于是,在授课结束后,这个来自全国12个省份、有着11个不同的民族,少数民族占到1/3强的50名学员,自动汇集成行,把一笔笔钱通过班长转往灾区。
  在18日的结业式上,来自贵州、身着本民族服装的陇康律师大声宣布:“今天是我的节日,所以我穿上了盛装。”不光是他,四川的彝族律师吴朝进、陕西的回族律师刘娜、新疆的哈萨克族律师库尔曼江·俄布拉依、内蒙古的蒙古族律师陈巴根、贵州的苗族律师李富荣、土家族的李雪芹以及广西的两位壮族律师,全都不约而同地穿上了民族的盛装,来参加这个在他们心中是如此隆重的结业仪式。
  正像新疆阿克苏的回族律师李铮所做的代表性发言:“在这里,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是树立了独立思考的观念以及学习的习惯;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又重拾了职业的自豪和对法律的信念。”

 
中国还有多少个县没有律师?
南方都市报

   全国无律师县增至210个均分布于西部地区,另外有些县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如案件双方都聘该所律师,难以保证当事人利益

    对没有律师的210个县来说,一旦引发诉讼,当事人如何获得律师的专业帮助?对于南都记者的这一疑问,全国律协信息网络及高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徐家力说:“我也纳闷。”

南都记者陈宝成发自北京

   

    律师业地区发展失衡的趋势并未得到扭转,反而呈现加剧趋势。南都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律师学院主办的首届公益性西部地区律师培训班结业论坛上获悉,收入差距导致全国没有律师的县已由此前的206个增加到现在的210个,且均分布于西部地区。

  披露这一信息的,是全国律协信息网络及高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家力。他告诉南都记者,这组数字来自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据南都记者现场求证,这一说法得到了与会的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执委王才亮等人的证实。

律师”孔雀东南飞“现象严重

  南都记者获悉,我国的律师队伍已经发展到了近20万人,其中包括约3万军队律师。但是律师的分布很不均衡。据介绍,西部仅有3万律师,占全国律师总数的约18%,其发展规模、业务技能、管理能力与东部律师相比有不小差距。

  “西部律师的总量虽然在增加,但与之相伴随的是人才流失。”据徐家力介绍,西部律师的流失,从地区看是“孔雀东南飞”,通过司法考试后到东部地区执业者增多;从行业看,也有流失到公检法机关或者其他行业者。

  对没有律师的210个县来说,一旦引发诉讼,当事人如何获得律师的专业帮助?对于记者的这一疑问,徐家力说:“我也纳闷。”而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则介绍,有来自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起到代替律师的作用。但他也承认,两者的法律专业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律师行业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引起了多位与会者的共鸣。据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陇康律师向南都记者介绍,贵州某县有130多万人口,执业律师却仅有7名,律师事务所也只有1个。

  在只有1个律师事务所的县,如果双方当事人都聘请该所律师,如何保证律师服务的专业水准?吕红兵向南都记者介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了律师执业豁免的特例: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代理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偏远地区只有一律师事务所的除外。

  即使在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与其他地区律师行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据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律师学院举办的西部地区首届律师培训班学员们介绍,云南省律师半数以上集中于昆明,2/3的甘肃律师集中于兰州,青海省则有300多名律师集中于西宁执业。

  据来自青海省的一位律师学员介绍,2007年,该省有12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但有11人到西宁或内地执业,仅有他一人选择留在原地区。

北京一律所年收入超青海全省20倍

  律师业发展失衡的根源,被多数与会者归结为经济收益的巨大差距。据南都记者了解,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律师业2009年收入为183亿,占全国业务收入的半壁江山,其中北京律师业收入接近全行业收入的1/3。

  来自广西的律师学员披露,2009年,广西律师行业的收入是4.5亿。徐家力披露,青海省律师行业近年收入在3000万到5000万之间,而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0亿。

  西部年轻律师的收入状况更显“凄凉”。据内蒙古律协副会长靳要军披露,内蒙古律协曾针对执业年限在2到5年的年轻律师年收入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般不超过2万,好一点的律师收入在3万左右,即使业务冒尖的律师也多数达不到4万。“

  正因如此,来自甘肃省的一位律师学员表达了西部律师的困惑在于”利益和正义之间的徘徊,坚守和改变之间的彷徨。“

如何才能让律师留在西部?

  “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律师到西部去,鼓励律师留在西部。”徐家力、吕红兵等人建议,西部地区可以按照律师法的规定,由国家出资设立律师事务所,在享受公务员待遇,以保证其安心扎根,服务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