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困境是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经常遭遇的难题。今次“两难”问题突出与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密不可分。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政府主动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以弥补外需缺口，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无可厚非，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好效果。
  但是，有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中国本来就没有发生危机的风险，跟着“救火”属于反应过度，坚决主张刺激措施要尽快退出，往前推进市场化改革，不要“开倒车”。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采取非常规举措，可以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本来就不是以一个完全平滑的轨道直线前进，曲折和艰难是伴随始终的，只要大方向没变，就不必为一些非常规做法扣上“反市场经济”的大帽子。与此同时，这种刺激措施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视。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可能使资源效率下降，资源环境超支恶果进一步显现以及货币超发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胀威胁加大，的确给宏观调控政策造成“两难”困局，必须高度重视。
  首先，当前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世界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美国经济被认为开始“二次探底”。官方数据显示，美国7月失业率为9.5％。《华盛顿邮报》计算，美国实际失业率为16.5％。而且“现在美国的新房开工率已经二次探底，房价回升后也二次探底”。在此情景下，外需保持增长的前景会如何？答案不确定情况下，轻易退出就面临困难了。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份 CPI达到3.3%,已超过警戒线，而且可能呈现继续上扬趋势，通胀治理矛盾又突出出来。紧，则经济增速下降，“半拉子”工程出现，造成资源严重浪费，银行风险加大；不紧，则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加大。一种可能的选择是，继续保持大的政策方向，适当微调，及时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避免“货币政策失控”。
  其次，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如何协调是另一个“两难”问题。遏制经济下滑而采取非常规应急举措，是危机下的普遍选择。但是，应急举措属于短期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短期政策不能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否则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而出现“两难”的症结恰恰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这正是短期政策经常受到批评之所在，被认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短期政策的作用，就像我们头痛厉害之时，吃上一片去痛片，可以暂时减轻痛苦；孩子发烧38.5度以上就需要吃点退烧药，否则可能会对脑神经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等等。这是生活常识。但是，并非不痛了，不烧了就万事大吉了，要继续观察，系统治疗恢复肌体的免疫力是根本。经济治理道理亦如此。因此，必须要把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结合起来，服从长远发展目标。
  如何走出“两难”困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正确发挥自己的作用。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是新鲜问题，但却是一个核心问题。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关键是选择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加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果主要依靠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消费比重增加就不太可能，结构调整依然困难，增长就难以持续。
  然而，现有增长模式的切换遭遇很多现实阻力。唱功好于做功的角儿仍不在少数；转变发展方式已成为遍及城乡的政治口号。口号喊得响，做起来还是老一套。拼资源、拼资本，大干快上，GDP为上依然盛行，科学发展观成了贯彻文件、甚至是装点门面的彩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尤其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运行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势必出现自行想办法以解“囊中羞涩”之苦，办法主要是经营土地，其结果既扭曲了市场，又无形中充当高房价的推手而脱离群众的承受能力，民生维艰，民怨沸腾。反过来，这些难题还要政府自己来解决。如果体制不理顺，这些问题就难以顺利化解，形成循环怪圈。靠一个又一个文件下发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必须要有系统性思维方案，找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不管是通过哪个途径来实现目标，有一点必须明确：夯实群众基础，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寻求利益分配的均衡有序，做到市场化改革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过分强调市场不切实际，而过分依赖政府大包大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可能。政府与市场必须结合。当然，二者的边界需要厘清，相互越界就会造成效率损失和对公平的破坏。新时期，我们需要对公平有更多的追求，这既是民意的选择，也是制度建设的目标要求。
  解决这些问题的落脚点，在于切实推进改革。在此过程中，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有“破”有“立”：破除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 建立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和规则。这样，才有望走出“两难”困境。 (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0年第九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