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评级要取得国际话语权


    第六届中国诚信企业家大会(专题对话)

  时间:2010年9月12日下午

  地点:京西宾馆

  主持人(林钧跃):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这儿有一个座谈对话,主题是“国家信用分析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今天请来这几位嘉宾,有新朋友、有老朋友。

    郭田勇:

  我在中央财经大学,前几年与吴教授一起还帮着我们导师写过一本信用管理学,我也在其中写过几章。我主要研究银行业,相对来讲做的面更广一些,在信用上我并不认为可以专家自称。让我做开场白,我就把我这一段时间想的问题总体性的说一下。

  说到信用评级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金融业是一个控制风险进行风险管理的行业。在金融业中,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要使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如何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这是非常重要的。间接融资,银行怎么了解企业真实的状况和信用状况。投资者要购买一些金融产品,你怎么能够了解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信用状况。

  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把金融业最重要的最基础的问题解决掉。所以说,包括银行本身,包括资本市场本身,他们难以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地问题,所以要用到市场中介结构,像信用评级之类的行业,由他能够给金融机构、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的可信的信用评价,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信用评级行业,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行业。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们也的确对国际三大评级公司很推崇,不仅仅是国际上的评级被他们所垄断,包括国内的一些企业多境外融资、发债的一些评级,包括国内商业银行的评级都被他们所垄断,都是这么一个市场状况。

  在金融危机之前,大家应该认为应该是最好的、最顶级的。在金融危机以后,神像被推翻,他们走下神坛。感觉这里边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经常看球赛,信用等级就像足球裁判一样,足球裁判吹黑哨,最害怕的不是吹错哨,最怕的是故意吹错哨,这样出的问题就会更大一些。从信用层级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业务上的,吹错哨,由于经验不足说明你的业务有问题。第二个层面,你的道德上的,所以说里边是不是存在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对于一些产品,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评级中,是不是存在人为性的主观因素来出现的错误判断。

  金融危机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对于西方大的评级机构,我们很推崇,我们恐怕认为,他的评级业务水平要比我们高,他会有一些模型算法,让我们感觉比较复杂、比较高深,相对的国内评级业,我也说过,一方面由于业务水平低的,在整个全球性层面看来,国内的信用评级业属于小打小闹的阶段。国内做银行信用评级的贷款,走出去,真正的大单,在国际上是难以形成影响力的。

  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反思,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整个行业的整体实力非常重要,我们感觉到信用评级行业某种程度上,他跟国家金融安全,甚至跟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块的关联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推动本土的信用评级的发展。包括有一些话公开场合是不能谈的,今天在这儿随便说说。2003年几大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造,已经在海外成为战略投资者。我们要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国际几大评级机构,相继发表评论说,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存在技术破产的状态。给我们信用评级评的非常低的。这个时候我们想,是不是也是使得后来出现了贱卖论。一看股份制改造,国际上对我们银行是乌云笼罩,我们的股票卖不出去,其实我们都反思,当时国际评级机构。事实上他们是乘虚而入,海外价格出来,涨了价格却相当高。公开环境下,我们不能完全质疑,这也是我们一再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我们的确,这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些担心和怀疑。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当我们要进行国际融资,参与国际业务的时候,我们的评级机构没有国际上的话语权。我们评级的并不被采纳,有这样一种情况。

  包括这次大公到美国事务所,这里边也暴露出西方国家对于信用行业政府的重视程度或者说敏感度,其实是比我们中国政府要高。国外研究机构到中国来设立合资公司,来营业,我们是敞开怀抱,不担心会存在什么问题。当我们向外走的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触动。包括大公又发布各个国家的主权评级报告,跟几大国际评级机构采取的方法并不相同,得出自己的一套结论,我们先不去说,我没有仔细看,不是说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比国际上的评论更准,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绝对应该鼓励,要支持我们国内评级机构,把它做大做强,而且能够走出去,在国际上我们的声音变的越来越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