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1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份报告的主报告认为,“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地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方式应该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天解释说,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一定时期的承载能力,每年给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落户,每个城市根据每个城市不同的条件,确定农民工落户的规模。
让我想不通的是:大学生进城落户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话?在解决农民工进城与大学生进城落户问题上,大学生的户籍问题更紧迫。其实,农民工愿不愿意落户城市,还要打个问号,其比例肯定小于大学生。
一年六七百万大学生的户籍不知道怎么转,档案不知道怎么转,各级人事部门代管着,还要收费。真不知道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到底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城市。若是城市装不下那么多人,就多建一些城市,资源太集中的城市,就疏散一些出来。
例如:北京人口增长太快,就把中石油、中石化迁到天津;全国大银行总部迁到上海;北京的高中毕业生除20%的高分进北京的大学,80%到外地读大学,在外地就业,不得回北京。这样,北京的户籍就卖不出高价了。
又如:北京的车满为患,四环内的居民不准拥有私人骄车,进入四环内行使的小车,不得只有司机一人,进入四环内的车辆加收拥挤费,五环内的单位公用小车实行定额限制等,必然缓解目前的拥挤状况。这样的政策,都要得罪人,都要损害核心集团利益,没有高层决策,任何人也不敢、不想做这些得罪人的事情,但大道理、大方向决定当今决策者必须这样做。
这些事,做起来肯定有阻力、有难度,但只要把道理讲明白,高层下决心,共产党没有做不成的事,而且也是目前必须做的事。我想,比起1958-1960年代疏散城市人口和知青下乡总要容易些吧,为什么现在就是做不了呢?不敢做呢?表面看是没有魄力,真实想法是怕得罪人,怕被人恨,怕被当官的骂,就是不怕被老百姓骂。
这样“以小人之心揣高层之腹”,肯定有人认为是大不敬,但这本身就是封建意识在作怪,是民主意识薄弱的表现。
2010年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