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1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份报告的主报告认为，“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地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方式应该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天解释说，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一定时期的承载能力，每年给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落户，每个城市根据每个城市不同的条件，确定农民工落户的规模。
让我想不通的是：大学生进城落户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话？在解决农民工进城与大学生进城落户问题上，大学生的户籍问题更紧迫。其实，农民工愿不愿意落户城市，还要打个问号，其比例肯定小于大学生。
一年六七百万大学生的户籍不知道怎么转，档案不知道怎么转，各级人事部门代管着，还要收费。真不知道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到底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城市。若是城市装不下那么多人，就多建一些城市，资源太集中的城市，就疏散一些出来。
例如：北京人口增长太快，就把中石油、中石化迁到天津；全国大银行总部迁到上海；北京的高中毕业生除20%的高分进北京的大学，80%到外地读大学，在外地就业，不得回北京。这样，北京的户籍就卖不出高价了。
又如：北京的车满为患，四环内的居民不准拥有私人骄车，进入四环内行使的小车，不得只有司机一人，进入四环内的车辆加收拥挤费，五环内的单位公用小车实行定额限制等，必然缓解目前的拥挤状况。这样的政策，都要得罪人，都要损害核心集团利益，没有高层决策，任何人也不敢、不想做这些得罪人的事情，但大道理、大方向决定当今决策者必须这样做。
这些事，做起来肯定有阻力、有难度，但只要把道理讲明白，高层下决心，共产党没有做不成的事，而且也是目前必须做的事。我想，比起1958-1960年代疏散城市人口和知青下乡总要容易些吧，为什么现在就是做不了呢？不敢做呢？表面看是没有魄力，真实想法是怕得罪人，怕被人恨，怕被当官的骂，就是不怕被老百姓骂。
这样“以小人之心揣高层之腹”，肯定有人认为是大不敬，但这本身就是封建意识在作怪，是民主意识薄弱的表现。
2010年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