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22日刊登文章《足协=地狱》（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0-09/22/content_630371.htm?div=-1），足协这次烂了个底朝天，实在是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幸事（请参看《感谢中国足球踢得这么烂 》），不知中国足协这口烂锅能不能让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清醒意识到，新形势下社会团体回归本色的迫切需要呢？

新中国的创立离不开两根杆子，一就是枪杆子，二就是笔杆子。笔杆子泛指除军事手段外的文化、经济等手段。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一切社会资源都可以作为武器向旧势力开火，而这种成功的记忆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直至现在。我国的所有社会团体，几乎都离不开社会核心权力的支配，当然，这在资源和机会的倾斜下，的确能够让某些社会团体更容易出成绩，尤其是在那个我们急需成绩的年代，体育界在此获得的举国支援更是显而易见。但是，但凡社会团体的组成，本质上有着极强的利益指向，无论这种利益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社会团体在政府与民间充当的应该是一个缓冲的角色，是社会资源配置最大化的一种协调。

但在我们国家，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社会团体，往往也具有模糊不清的权力范围。例如足协，足协官员既是政府官员（具有行政级别和待遇），又是足球运动市场化操作的协调人。最高权力机构急于出成绩的期盼，赋予了其莫大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的权力，这样一来，协调人成了偏向一面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其所听命的只有授予其权力的一小部分人，本来应该听命参与足球运动的所有人的足协，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足球皇帝”。足协的官员在中国这个人情交换型社会的价值观驱使下，很多本来“很有为”的人都只能默认这种畸形的协调角色，中国历来只有伟大的人而缺少伟大的集体，根源与此相仿。

维护小众利益的小社团思维便很容易在没有广泛约束的监管下滋生，权力成了小团体获得小众利益的开山斧。相信除了足协，我国社会上大多数具有足协类似形式的“半官方组织”都会有足协类似的问题，社会资源的协调者成了资源分配的指导者，政府部门将一些本来应该担上身的职责，下放给这类“似民实官”的代理者，这些权力的代理者只需要满足权力中心的一部分期望，就几乎可以在相关领域内为所欲为，过中用了什么方法，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效率如何，参与的人的身心是否健康快乐，则一概不管。注重结果忽略过程的文化弊端，加上“只向上汇报”的权力分配框架，使这种以“协”字命名的小团体，协的当然就只有小团体利益了，维护这种利益的手段很简单，循着最高权力中心的意愿，竖起一道密不透风的“忠于”铁幕，一切都可以搞得掂。只要有些许成绩，或者有些堂而皇之的客观理由，这些什么“协”就可以左右逢源，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在权力与市场中几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一旦没有再可以交待得过去的成绩或说辞，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协”字头单位会露馅，相信这种爆锅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何解？，社会大众的眼界越来越广了，对生活的要求促使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渴望越来越强了，这个规律就算身处权力顶层的人也没有办法置之不理。革命年代那种只要有结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看遍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属权利了，社会上的一举一动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睛在看，这种看的结果就是迫使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更趋合理，这个政府部门躲不过，社会协调组织也躲不过。

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进步。假如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打开先路，相信除了党内民主以外，社会上的非政治团体，应该归位到“向下回报”的权力约束结构上来，不能再让他们打着社会协调的旗号，行使的却是行政管理甚至政治管理的权力。无论是文化类的协会，体育类的协会，经济类的协会就应该按各自的行业规律办事，听命于协会组成的广大社会民众，代表他们的利益说话。这也可以看为，以行业为突破摸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权力还民之路。

权力只有放得彻底，才能用得最均衡，社会资源与机会才能更合理地分配。清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协会”，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新生活观念，乃至稳步实施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相当现实和长远的意义。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的效率才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吃饭不干事，甚至吃人饭干鬼事的家伙糟蹋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