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浊粗砺的元记忆（初稿）

                        ——余怒《饥饿之年》阅读印象

辛泊平

这是一个拒绝长诗的年代，是一个拒绝深度阅读的年代，形形色色的文摘体制造了快餐文化时代的心灵鸡汤，让人沉迷其中，感动其中，并一点点改变生命对生存境遇的直观印象。在那些励志加亲情再和执著便有成功的浅故事的宣泄中，丑小鸭最终要成为白天鹅，灰姑娘自有她的水晶鞋，只要忍耐，只要等待，只要希望，一切都有可能。然而，冰冷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苦难的存在和生命已经和已然在苦难中无声地沉沦。那不是虚幻，而是真相。无论我们如何删减和增补，残酷的真相依然不时袭击我们的记忆，让人不得不蓦然回首，凌然心惊。在这个记忆的谱系中，个人的遭遇浓缩了民族的命运。

然而，我们已经无法写出《荷马史诗》那样的巨著了，在古老的民族记忆被好莱坞任意篡改的当下，全景式的展开是不讨好的，在历史大话版，当下娱乐化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需要历史的和个体的口水和香水，不需要它们的沉重和疼痛。那种关注民族繁衍和心灵历史的作品，属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它远离时代的滚滚洪流，远离时代的谈论中心，而是把冰冷深邃的目光聚焦在斑驳破碎的生命记忆，犹如无法发表也不在乎发表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一样，它拒绝合唱，拒绝媚俗，只为那不时涌动并搅乱神经的复原原始记忆的冲动和颠覆主流的快意。余怒的《饥饿之年》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是一首艰涩的诗，但一旦进入便无法自拔。它制造了无数了悬念和迷宫，比如那个残疾的叔叔和那个面目不清的孩子，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相依为命还是互相猜忌相互倾轧，我们不得而知。在暧昧不清的叙述中，故事的主线也趋于浊重。然而，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诗人力图恢复已经被过滤、被美化、被省略的“元记忆”。那种记忆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糅合，是现实与想像甚至梦幻的纠葛不清，是善与恶、美与丑的泥沙俱下。

“对日子的感觉/没有想象的那么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记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欺骗自己，所以，才会有苦难之后的留恋，有欢娱之后的失落，有寂寞之后的丰盈，也有丰盈之后的荒凉。人就是如此不可理喻，表现上，我们正常，内心里我们迷茫；表面上我们坚定，内心里我们彷徨。人永远无法达到最终的灵肉合一。“一组照片的一个个片段，有着动作的连续性。/慢镜头，动作被分解。”现实如是，余怒用诗歌颠覆了那种经过加工的记忆，直面那种混乱不堪的记忆现场。这是一种元记忆反抗美化删减的的艰难过程，是诗人灵魂的深度自觉，是和时代相反的精神还乡。当然，这样的过程注定无法轻松，因为，它几乎就是决绝地打开了被我们有意无意尘封的潘多拉的盒子，它不回避肮脏和污浊，而是直面所有的疤痕和伤口。

诗人用复调的形式，叔叔的记忆和孩子的记忆交错出现，既是互相补充，又是彼此消解，既是交叉又是分离。犹如《罗生门》里多元叙述，是角度的问题，也是心智的问题。它使得同一时间、同一背景、同一事件在同一个舞台上支离而又神秘，破碎而又统一。它们可以单独形成意义，更可以以相反的形式完成一个荒诞而又肉感的记忆。应该说，在快餐文化的语境下，艾略特式的重奏写作是苦难的，因为，它不仅要面对读者对深度阅读的拒斥，更考验诗人的学养和耐心。

在这方面，余怒有清醒的认识，他选择的两条记忆没有采取同一个色调，而是轻重相间，冷暖交互。相对而言，叔叔的叙述简洁、清晰，坚定，因为，成人的眼睛已经有了自觉的取舍，留下痕迹的，是和记忆主体紧密相关的部分。而作为孩子的“我”的记忆，则显得博杂、粘稠，模棱两可，迟疑不决。这是因为，孩子的心灵和眼睛是同步的，他无法分辨那纷扰的世事，更无法洞悉那在成人世界里已有定论的是是非非。“我苦恼于再两种或多种东西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孩子心中的苦恼和恐惧。对于孩子而言，历史事件和当下的温饱性质截然不同，成人的政治、责任以及暧昧的情欲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可笑与可鄙的，它远远不如填饱肚子来得具体来得真实。然而，孩子也有孩子的狡黠和秘密，在成人自以为是的游戏中，你无法判断哪一个环节由大人玩弄孩子转为孩子玩弄大人。在人情世故中，成人是老油条，在智慧上，孩子也许更接近神灵。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难题，是生命意义上的秘密。

在交错的叙述中，我们抵达了那个荒诞的饥饿之年。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同情和怜悯，有的是揭发和批斗，“人群在挥拳呼喊，声音整齐洪亮，震得/树冠上的枝子轻轻摇晃。”每个人都信仰坚定“幻想做老虎，行老虎之事”。疯狂的集体舞中，只有那个被人忽视的残疾人和孩子，在集体忽略的夹缝中，发现了世界的某些真相。然而，他们无法制止这种荒诞，只能放弃理性的判断，在荒诞中彻底沉沦：“叔叔望着台上挨斗/的父母，手忙脚乱地跟着众人的节奏，挥/拳呀，呼喊呀，还咯咯咯咯笑”。这是人类的悲剧，它的力量不再泪水，而在于那种带着喜剧色彩的细节。

事实上，即使再荒诞生活化、人性化、正常化的时代，也有清醒的头脑和敏感的心灵，只是，这样的声音太过微弱。正如余怒笔下的叔叔和孩子，他们似乎都在呓语，但呓语中却隐含着控诉的证词。“如果所有的孩子的嘴都像叔叔，它们中只要/有一半张开，这个世界就完蛋了。诅咒的/ 神秘加上孩子的懵懂，赶得上一梭子子弹/ 甚至加农炮的威力”。在失去理性的年代，需要孩子说出骄傲地在大街上游行的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这是历史的悲哀，然而，历史恰恰在这样的悲哀中一再重复并被涂上闪闪的金光。一种永远无法避免的悖论。可以这样说，在对历史悖论的揭示上，余怒是深刻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元记忆恢复也是有力的。它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那些依然叙说幸福记忆的胖脸上。

“我仰慕受伤的战士。头部缠着绷带，眼睛/炯炯有神。保尔拄着双拐，临风雪而立，/身旁依偎着达雅。即使是国民党伤兵，吃/了败仗，一拐一拐，默默走着，也不乏/吊儿郎当之美”，读到这样的句子是幸福的，因为它唤起了我们遥远的记忆。也是在孩童时代，因为典型电影，我曾经迷恋过那些戴着手铐脚镣的英雄们，在我心里，他们在铁链声中，走的是美的极致，是英雄形象的极致。成人眼中的莫名其妙，但却是孩子内心朴素的美学。

这是一首充满隐喻的长诗，残疾的叔叔和暧昧不明的孩子，既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那个时代残缺不明的象征。“对着活蹦乱跳的孩子念经文/和对着尸体念经文，多少有些古怪。/这是宗教的有趣之处”，然而，这样的荒诞就那样被当成常识地存在过，并进一步衍生了那种所指不明的荒诞的记忆。世界在被确认的前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发生，它不对人为的价值和意义负责。因为，世界时多样性的，人生也如是。这才是常识。正如苏珊•桑塔格说过“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文字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怒捍卫的自我的记忆，坚持了文字的良心。读这首长诗，我想到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里压抑的欲望，读出了艾洛特的《荒原》残缺不堪的理想，读出了斯特林堡《鬼魂奏鸣曲》里无序的喧嚣。这是一种综合的写作，是一种复调的阅读，它期待的不是娱乐的掌声，而是深度的思索。201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