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立高 经济学博士
摘 要：如何协调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对于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这也一直是经济与社会各界中颇具争议的重大话题。本文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运用1983-2006年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三化”的经济拉动作用，论证了现阶段只有以城镇化为龙头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出当前困境，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金融危机，经济拉动作用
一、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的约68倍，居世界第4位；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但是，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背后，却埋藏着巨大的可能严重抑制经济社会进一步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加上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在国内，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城乡、区域和行业“三大差距”与日俱增；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社会总体就业率与社会保障水平过底；国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差与核心竞争能力弱导致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等。另一方面是在国际上，国际贸易顺差过大与外汇储备过多导致流动性过剩；金融危机导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期，继而导致中国商品、服务与劳动力出口严重受挫，股市大幅下跌，金融经济出现危机，引进外资难度加大和可能造成的第二轮效应等[1]。
因此，在受到金融危机巨大冲击，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衰退期和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际情况协调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对于实施何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带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出当前困境，步入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之路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意义重大。这也一直是经济社会各界中颇具争议的重大课题。基于1983-2006年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本文分别假定实施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通过政策导向将国家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三种不同战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阶段要以城镇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经济拉动作用的理论分析
1．城镇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分析
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内有效需求与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农村逐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包括一个国家城镇化率的提高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过程[2]。国内外许多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都表明二者之间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世界银行最近一份评估报告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通过城市化促进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将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如李晓、王金营、钱陈、宋元梁、肖卫东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人均GDP、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工业化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等因素都关系密切，且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当前城镇化水平很低，仅为44.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7%，甚至低于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5.8%，属于不发达国家行列。而低城镇化率进一步造成了“三农”问题日显严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城乡与区域差距日益拉大、社会总体失业率高、招商引资困难、国内需求不足、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困难和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乏力等很多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内面临重重困难与国外承受着金融危机冲击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先假定实施以城镇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则：
（1）城镇化能促进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社会就业率，提高国内需求水平。
一是城镇化能促进经济增长。以罗默、卢卡斯和杨小凯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经济理论认为，创新和知识外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事实上，创新与知识外溢受地理区位的影响甚大。在拥有良好交通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生产、流通、金融与服务体系的城镇，知识与技术的交流与外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从而更容易创造出新的产品与生产方式，继而产生经济收益递增效应。[3]二是城镇化本身可以直接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两大产业的发展。这两大产业都是关联性与经济拉动作用很强的国民经济产业，可以直接拉动建材业、装潢业、家居业、家电业和相关服务业等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对这些产业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提供就业岗位降低社会失业率。三是城镇化可以起到“筑巢引凤”的效果，有利于引进外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和人文生活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通过招商引资把项目带进来，把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特别是高级知识创新型人才、科学技术人才与经济管理人才引进来和留下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促进工业与第三产业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继而创造出更多新的工作岗位以提高社会就业率。四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工作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加速农转非的进程。而城镇人口的增加与农业人口的减少有利于提高国内需求水平，特别是对农产品的有效消费需求。
（2）城镇化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城镇化有利于增加对农产品的有效消费需求，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城镇化有利于改变农村耕地块小分散的格局、增加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与提高耕地集中度，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丰裕的土地资源。三是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城市支持农村与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城镇化带动工业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为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打下坚实基础。四是城镇化有利于提高信息化水平，而信息化是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条件。因为城镇化是信息化的依托与载体，没有城镇化就没有信息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化必将得到迅速的发展。五是大力发展小城镇，加速农村周边地区小城镇经济建设步伐，提高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以有效带动当地服务业的发展，改善当地的人文物质生活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和吸引留住人才，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人才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六是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形成、发展与壮大，因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同样要依托于城镇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网络建设等公共基础设施。[4]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城镇化是现阶段促进我国农业产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路。
（3）城镇化能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与冲击，引导中国经济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
投资、消费与出口经常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率与实施出口导向战略。2007年中国投资与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4与2.5个百分点，这也导致了投资过热、贸易顺差过大与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期，美日欧等国家将进入经济负增长时期，对产品的需求减少，因而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二是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的投资将巨减。因为金融危机导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减少，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生存，需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备不时之需，因而可能会收回注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三是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会导致可以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可以输出的劳工会减少，已经输出的劳工则可能面临失业。四是金融危机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第二轮效应。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前一轮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投资，而现在流入的资金减少，自己可以动用的资金也减少，很多进行中的工程可能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无法继续，而已经完工的项目也可能会因为需求减少、价格下跌而无法实现收益。二者都有可能引发呆坏账和银行危机，并进而导致人们的信心丧失和股市的下跌。[5]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甚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此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部需求、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三者中，外部需求的引擎已经“熄火”，国内投资正在减速，唯一剩下的一个引擎，就是国内消费了。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也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在继续，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显现。第三季度后的经济数据回落明显，包括钢铁需求量、新企业开工数、就业率、出口创汇量与投资额等，未来几个季度可能还会看到经济增速的更快下降。
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只有实施以城镇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通过引回外汇储备，实施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教育与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促进工业、第三产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社会就业率、国内需求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速度，才能拉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工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分析
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其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所占比例的提高[6]。工业化对于促进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等带动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1.6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位居世界前列。依照国际上判断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准，我国目前大概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即工业结构由重化工业阶段向高精加工度阶段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制造业迅速发展并进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新时期，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上升，新兴服务行业发展迅速。但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不合理，“两高一低”的低端产品（高能耗、高污染与低效益的劳动力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相对过剩与 “两低一高”的高端产品（低能耗、低污染与高效益的知识创新与科技密集型产品）短缺的现象同时存在，而中端产品（资本密集型）也由于资金不足而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如果实施以工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则可供选择的主要方案如下：
（1） 继续发挥现有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低劳动力、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成本的存在，我国“两高一低”的低端产品，如纺织品、家电产品、玩具、鞋类、皮革制品、塑料与橡胶制品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成长为主要出口创汇产品，为解决社会就业与出口创汇等问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这些产业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巨大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正面临着严峻考验，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全球性的能源枯竭与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的低工资岗位对于增进国民福利作用非常有限。三是这些产业严重缺乏自主品牌导致产品国际竞争力不高。四是纺织业与家电业等产业贴牌生产所占比例大导致产品的低附加值与企业的低利润水平经营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五是国内需求不足已经导致了“两高一低”产品的大量积压。现在的低端产品，包括一部份中端产品，尤其是一般日常工业用品，如纺织品与普通家用电器产品等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六是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严重受阻，出口导向型企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大量出口导向型企业濒临破产、倒闭或出现经营危机，大量工人失业。仅仅是2008年前9个月广东省深圳与东莞两市就有1300多家企业倒闭、传为停产或迁出该地，而其中仅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就造成了6500名员工失业。广东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吴军称，同期珠三角地区约有30%的外商投资企业出现亏损。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与其影响的深入，出口导向型企业甚至于整个工业企业中倒闭、停产、亏损、出现经营危机的企业数量还会越来越多，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这对整个工业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也会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
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倘若继续发展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会加重能源与环境问题，并且会进一步导致这些工业制品的积压与浪费。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与其影响的深入也使得国际大环境非常不利于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融资与出口创汇。因此，继续走“两高一低”的低端产品路线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引发新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为此，十七大报告也特别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强能源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战略性发展目标。
（2） 提升产业结构，发展中高端产品，以提高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为中心，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党和政府及经济社会各界所共同提倡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对内需要大力发展高新科学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包括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对外需要大量引进资金和高科技项目。三是需要科技创新和经济管理人才。
然而，要想大量引进资金、项目、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管理人才，就必须要创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达的交通、畅通的信息网络、优雅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文生活环境等，而这一切存在的基础与依托是城镇化获得良好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城市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建设好、交通便利、信息畅通、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活环境好的地方，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大连与广州等地，就能吸引大量资金、项目和高级人才进行经济建设，其工商业就发达。相反，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落后地区，项目招不来，人才引不进，其工商业经济自然也就难以发展起来。此外，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发达国家可获得性资金急剧减少，国际投资者一方面会大量减少或中止国外投资；另一方面还有可能会收回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而这两方面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可获得性投资减少。再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政策导向带动资本密集型、知识创新型与科技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资金、知识和科技代替普通劳动力的现象，导致新的社会失业。例如，某家电生产企业某车间的某条生产线在技术改进之前需100个普通劳力承担某家电产品某些零部件的生产，现该公司提升产业结构，拆巨资引进一条全自动流水生产线，只需要3个熟练掌握自动化操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则这一条生产线技术的改进就会导致97个普通劳动力的失业。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就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国内外双重困境的情况下，城镇化水平没有上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举步维艰。
3．农业产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分析
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作物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 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一条龙的经营格局[7]。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严重困绕束缚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此外，农业产业化对于促进城镇化、特别是农村城镇化发展和驱动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由于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努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说还处在低水平、重复性和不稳定的初级发展阶段，进一步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主要面对的问题：一是对农产品的需求不足。我国农村人口多，城镇人口少，城镇化水平低（截至2006年底中国城镇化率仅为43.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不发达国家行列）的问题导致国内对农产品的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遇到年成好农产品就难以卖出去，出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二是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少（仅为1.39亩）、耕地块小分散、农业耕作方式原始与机械化水平低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农民知识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传统固化和农业科技人员缺乏等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四是信息化水平低造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个环节之间联系不紧密甚至出现脱节现象使农业龙头企业难以形成与发展壮大。五是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导致农业产业化发展后劲不足。六是科技含量低造成农产品严重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
因此，现阶段我国实施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优先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么会因为面临以上诸多问题而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要么会因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足而使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经营难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说，不走城镇化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减少农民以增加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提高耕地集中度，增加城镇人口从根本上扩大对农产品的有效消费需求，农业产业化发展最终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最后还是只能在“小农经济”上打圈圈。要想致富农民，就必须实施优先发展城镇化战略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否则，除非地里种出金子来，人均1.39亩耕地的中国农民无论如何也难以真正富裕起来。而且，即使地里种出了金子，金子太多，也难以卖出去，或者是卖不了好价钱。每到丰收年出现的粮难卖、棉难卖、油难卖的“三难”问题不就是因为农产品对内需求不足，对外竞争力不够吗？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只有以城镇化为龙头，才能有效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促进农业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
三、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经济拉动作用的实证分析
上文理论分析表明，虽然“三化”对经济增长都有很大的拉动作用，但在当前阶段，以城镇化为龙头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工业经济“两高一低”、 社会就业、国内需求不足与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最佳战略选择。
现在，本文运用1983-2006年中国“三化”的相关数据指标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三化”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采用GDP总量的增长来表示。但我国人口众多，有时会因为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造成GDP总量的增长，并不能体现实际的经济增长效果。经济增长除了总量的增加以外，还应该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等方面。因此，本文选用人均GDP的变化来衡量经济增长率。对于城镇化水平，多采用人口城镇化率，即某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表示，城市镇人口越多代表城镇化水平越高。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很多，例如人均GDP水平、非农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等，本文所理解的工业化主要从经济结构方面着手，认为工业化过程是产业不断重组与优化调整升级的过程。因此，本文选用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来进行衡量，即工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率。本文选用的人均GDP、城镇化与工业化数据来源于1983-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评价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指标一般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如周洁红等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的市场化指标、服务社会化指标、产业集约化指标和产业化效益指标等[8]。徐冯璐将农业产业化指标评价体系分为九个方面：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X1（农业机械总动力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率X2、机收面积占收获面积的比率X3、谷物单位面积产量X4、劳动生产率X5（农业总产值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6、农产品商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7、固定资产投向农业比重X8和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9[9]等。
参照徐冯璐的农业产业化评价体系，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农业产业化水平评价体系修正为以下六个指标：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X1（农业机械总动力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谷物单位面积产量X2、劳动生产率X3（农业总产值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4、固定资产投向农业比重X5、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6，然后用每年的具体值除以该指标所有年份的总和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对六个数据赋予简单的等权重向量W（0.166、0.166、0.166、0.166、0.166、0.17）。通过以上方法对我国1983-2006年的农业产业化进行评定，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按照以上方法与评价指标计算出我国1983-2006年各年份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水平，见表1-1：
根据以上数据建立以城镇化U、工业化I、农业产业化A为自变量，人均GDP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GDP=C+ａ1U+ａ2I+ａ
根据运行结果可得知方程式为：
GDP=-33061.16+540.5311U+526.9312 I+
（11.438） （5.046） (0.862)
(0.0000) (0.0001 ) (0.398)
表1-1：1983-2006年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水平表
|
年份 |
城镇化 |
工业化 |
农业产业化 |
年份 |
城镇化 |
工业化 |
农业产业化 |
|
1983 |
22．78 |
39.9 |
2．82 |
1995 |
29．04 |
41.0 |
2．51 |
|
1984 |
23．05 |
38.7 |
2．85 |
1996 |
30．48 |
41.4 |
5．25 |
|
1985 |
23．71 |
38.3 |
2．87 |
1997 |
31．91 |
41.7 |
5．40 |
|
1986 |
24．52 |
38.6 |
2．56 |
1998 |
33．35 |
40.3 |
5．34 |
|
1987 |
25．32 |
38.0 |
2．84 |
1999 |
34．78 |
40.0 |
5．40 |
|
1988 |
25．81 |
38.4 |
2．43 |
2000 |
36．22 |
40.4 |
5．53 |
|
1989 |
26．21 |
38.2 |
2．27 |
2001 |
37．66 |
39.7 |
5．61 |
|
1990 |
26．41 |
36.7 |
2．44 |
2002 |
39．09 |
39.4 |
5．81 |
|
1991 |
26．94 |
37.1 |
2．67 |
2003 |
40．53 |
40.5 |
6．18 |
|
1992 |
27．46 |
38.2 |
2．50 |
2004 |
41．76 |
40.8 |
6．70 |
|
1993 |
27．99 |
40.2 |
2．32 |
2005 |
42．99 |
42.0 |
7．21 |
|
1994 |
28．51 |
40.4 |
2．32 |
2006 |
43．90 |
43.3 |
7．86 |
方程的R2=0.987190，F统计量为513.7405，由此可见整个方程的模拟效果是比较好的。从三个变量的T统计量可以看出，只有农业产业化的系数不太显著，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都能显著增加人均GDP。城镇化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工业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人均GDP 526.9312元；而增加一个单位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则只能增加158.1683元的人均GDP。由此可见，与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相比，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更大一些。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这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发生巨大的变化。至于农业产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低于城镇化与工业化，这是因为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还相当低，农业还只是人口生存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产业，因而对经济总量的拉动作用不是很明显。
四、启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之后，在面临“三农”问题日显突出、城乡区域行业差距日益扩大、自主创新能力低下、能源环境问题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与投资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等种种问题使其进一步发展举步维艰的现阶段，要想使国民经济走出当前困境，就必须要以城镇化为龙头，推进工业与第三产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就业水平，转移农村富余劳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协调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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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Power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zition and Agribusiness on Pushing Economy Development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healthy, stable and continue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that how to harmonize the developing steps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zition and Agribusiness, and it has also being been one of the most disputed topics in the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ower of pushing econom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zition and Agribusiness from the theory angle based on the main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bad effective to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Demonstrational angle based on the 1983-2006 years’ data and index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zition and agribusines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only developing urbanization first can tak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 position and lead it to develop in the right wa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Industriazition; Agribusiness; Financial crisis; Power of Pushing Econom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