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让生命化作一缕轻烟

    清末民初，又一个社会动荡期。这时吸食鸦片不仅已经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且向风俗化发展。当代著名学者张鸣在他的历史随笔《双枪兵与双枪将》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生活稍微好一点的，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差。……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上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选择（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那些将这些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都比我们早，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49、50页，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当吸毒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种人前卖弄资本的时候，这个民族必定已经堕落到了极点。著名作家老舍在他的经典剧作《茶馆》里，通过茶馆掌柜王利发与相面先生唐铁嘴的一段精彩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中国吸毒者最无耻的炫耀嘴脸：

    ……

    唐铁嘴：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　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　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　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　我改抽“白面儿”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侯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亦凡书库网http://www.shuku.net/novels/theatry/teahouse.html）

    在列强环伺的旧中国，一代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就这样被大烟、“白面儿”及其所谓“福气”给麻醉了，腐蚀了。

 

    有些时候，追求快乐其实是人性的弱点，而瘾品的流行恰恰是利用了这个弱点。瘾品流行的范围越广，越说明人们生活得不快乐。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处境。

    著名明史专家吴唅先生曾经在1959年写过一篇名叫做《谈烟草》的文章，首次全面揭示了烟草传入我国的路径，被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广泛引用：

    烟草传入我国在明万历（公元1573——1620年）后期，即17世纪初，当时有三条路线：第一条，也是最早的一条，福建水手从菲律宾（当时称为吕宋）带回烟草和种子，在福建种植，再南传广东，北传江浙。第二条路线，是从南洋传入广东。第三条路线，是由日本传入朝鲜，再由朝鲜传入辽东。（《中国吸烟史话》33页，袁庭栋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除了以上这三个传入路径之外，史上还有利玛窦向万历皇帝献鼻烟的说法，清代书法家赵之谦素好鼻烟，曾写过一篇《勇卢（古代传说中的鼻神）闲话》，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鼻烟来自大西洋意大里亚国。明万历九年，利玛窦泛海入广东，旋至京师，献方物，始通中国。国人多服鼻烟，短衣数重，里为小囊，藏鼻烟壶。至国朝雍正三年，其国教化王伯纳第多贡献方物，始有各色玻璃鼻烟壶……（同上82页）

    无论烟草传入中国的路线有几条，它到中国后的社会流行途径仍然重复着一切瘾品流行的固有模式：首先被赋予治病强身的医疗意义，然后由上层人士引领时尚，最后有底层民众普遍追捧。

    烟草刚到中国的时候，叫做淡巴菰，一种花朵美丽的植物的名字。当时人们对它的认识是，“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避瘴气，捣汁可毒头虱”。而对鼻烟的认识则是，“云可明目，尤有避疫之功。”

    “能令人醉”已经足以让特别需要麻醉的中国人神往，况且还有“避瘴气”、“明目”等多重功效，于是，迅速流行。这时，除了淡巴茹之外，它又有了许多神奇的名字：金丝熏，相思草。后来，更有文人雅士为烟草做诗填词，大加赞美。曾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过状元的汪如洋有一首《沁园春·咏淡巴菰》据说在当时流传较广，这里略作介绍：

    何处移栽，种玉田中，佳名早传。

    试竹筒小截，吸来初满，满囊深贮，探处还便。

    石火催敲，炉香倩爇，雾阁云窗指顾间。

    闲庭悄，镇相思一缕，消向谁边。

 

    齿芬牙慧堪怜，比烂嚼槟榔味更鲜。

    惯引他吟兴，僮乎酒后，助他谈屑，客到茶先。

    鼻嗅偏浓，火吞差辣，嗜好人心笑屡迁。

    风前语，愿牢持桂信，听说兰言。（同上135页）

    曹操对酒当歌还能让人看到枭雄的慷慨，李白把酒问月还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深邃与豪情，这位满清汪状元的“咏淡巴菰”却只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人们的无聊。

    当淡巴茹在全国各地广泛种植，大面积侵占粮田的时候，从明朝的崇祯到满清的康熙都曾下令禁烟或打算禁烟，或因效果不彰，或因困难重重，结果都不了了之。从此，中国再没人想过要禁绝烟草。烟酒茶，三足鼎立，成为中国最普遍的瘾品。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烟草业因为一个美国人的介入而飞跃发展。

    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美国烟草业巨子，英美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称BAT），机制卷烟的市场开拓者。他的公司于1884年即取得了“彭萨克”（Bonsack）卷烟机的使用权，有了“彭萨克”，10小时一班的工人可以制造12万支香烟。“据说，杜克刚知道有彭萨克制烟机，就要人拿一本世界地图给他看。他一页一页翻着，不看地图，只看人口数字。翻到中国这一页，看见‘人口：四亿三千万’，他便说：‘那就是我们要去卖香烟的地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绪论》118页，戴维·考特莱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1905年，杜克找了北卡罗来纳的同乡托马斯来主持他在中国的业务。托马斯自称是烟的“传教士”，他到中国十年之后，“BAT香烟的中国销售量在1916年已经接近百亿支——有些估计是早已超过百亿，这时候中国不论哪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都普遍有人吸烟，连儿童也不例外。”（《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绪论》121页，戴维·考特莱特著，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2005年1月第1版）

    烟草传入中国已经500年了，机制香烟进入中国也有100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空里，世事变幻，云诡波谲，物质文明，日新月异，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人对瘾品无休无止，毫无限度的追求。2004年5月3日，《北京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无烟日调查报告：每年百万中国人死于吸烟》的新闻稿，向我们揭示了触目惊心的一组数据：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烟草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分别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球11亿吸烟者中有3.2亿烟民在中国，每年我国都有100万人死于肺癌、冠心病等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超过了结核病、艾滋病、围产期疾病、车祸和自杀死亡的总和。在我国每年180万新发癌症病人中，也有三分之一与使用烟草制品有关。

    令人担忧的是，我国未成年人的吸烟比率正在呈逐年上升趋势，每天都有8万左右青少年成为长期烟民。我国卫生部门在几年前调查中发现，在大学、高中和初中男生中，吸烟的比率已经分别高达46%、45%和34%。

    这真是让人羞愧的世界第一。当国际文明潮流将吸烟重新定位为负面行为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国家，每年仍然有上百万人愿意以生命作为代价，换取那一瞬间的愉悦或安慰。

    其实，烟草以及一切瘾品问题的诡谲之处就在于，人人都知道它有害，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却依然有人迷恋。或许，在有些人看来，面对那令人郁郁不快的生活，他们宁愿让生命化做一缕轻烟。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四十一  是人创造了“神”？

 

 

杨黎光网站：http://www.yang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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