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韩非子周游列国，拜见各国君主，希望得到重用，可惜君主们很少有听他高见的。大概是有感于此吧，他写了讳疾忌医这个寓言。

　　名医扁鹊见蔡桓侯，从气色看出桓侯有病，但仍在表层，治好不难。桓侯不认为自己有病，还觉得庸医骗人。十天后，扁鹊又来，说桓侯的病己侵入肌体，不抓紧冶会加重。桓侯没听，还不高兴。又过十天，扁鹊又来，说病已进入内脏，不治会更严重。桓侯已讨厌扁鹊了。再过十天，扁鹊见到桓侯，掉头就跑，桓侯派人去问，扁鹊说现在己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过了几天，桓侯发病，派人找扁鹊，扁鹊己逃到秦国。桓侯自然就死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韩非子当然不是讲医道的，他讽刺那些国君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误国害民。讳疾忌医的寓言谁都知道，且已成为一个常用的成语，国君们也常以此来劝戒自己，甚至作为座右铭。但结果如何呢?除了唐太宗这样极少的明君尚可纳谏之外，绝大多数还是明知故犯地讳疾忌医的。其原因何在呢?

　　经济学家是不相信人性的善恶，而相信制度的。人性中有同情心、利他的一面，但也有更重要的利己、过分自信这些恶的一面。寄希望于明君贤相的人治，国家之命运就取决于个人。当权者好，人民幸福安康，但遇上萨达姆这样的人当权，人民就倒大霉了。翻翻历史还是坏当权者多，何况在权力的光环之下，好人变为坏人是极容易的。因此，经济学家强调要用制度来引导和制约人性。市场机制把人的利己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民主制度是制约人性中的缺点的。这种民主制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广开言路，允许人们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二是在决策中用权力制衡权力，使决策失误减少到最少。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有病，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了这两条，有病或有问题都不怕，可以及早发现，也可以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不可否认，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即使对中国有最深偏见的外国经济学家也不否认这一点。肯定这些成绩，有利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也有利于增强全国人民对改革的信心。所以，歌颂这些成绩是必要的。但是，同样应该看到，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无论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失业较为严重，还是增长的失衡，环境的破坏，都值得我们重视。这些问题还像蔡桓公得病时那样，处于表层，或侵入了肌体和内脏，还没有病入膏肓，及时医治是来得及的。而且这些病还需要不同的医生来会诊，摆出现象，找出根源。医生说的话不一定都对，但无论对错，都要让说，都要听。错的话里往往有正确的因素，对的话也不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指出问题比歌颂成绩还重要。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经济学家们有一些是专门挑毛病的。我总认为他们比歌德派对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大得多。前几年有一些被扣上"右"的经济学家，经常呼吁产权改革，提倡保护私人产权。他们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还有一些被扣上"左"的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关注收入差距扩大、加入WTO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弱势群体的困境等等。他们往往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在一些地方，被冠以右或左的经济学家还受到射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产权改革被延误了，城乡收入差距现在已是世界之最。如果我们早听一听这些人的话，让他们畅所欲言，何至于病由表皮而进入内脏呢?

　　当然，这也是历史了 (我是在昨天的事今天就是历史这种意义上来用历史这个词的)，现在的广开言路令人欣慰。前一段经济学家讨论经济过热还是过冷的问题，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经济过热，"过热派"中又有整体过热与局部过热之分。有人认为经济正常，不冷不热，应保持现有增长率。还有人认为，经济仍然过冷，应该再加热。这些人的意见都得到充分发表，再没人给他们戴什么帽子。他们可劲说，随便争，政府认真地听。现在政府把增长率从去年的9.1%调到今年的7%就是倾听各种意见的结果。政府有了决定，大家仍可以说，有坚持政府紧缩钢铁、水泥等行业不当者，也有还坚持经济并不热，无需调低增长率者。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见对，但我支持他们的发言权。这就是广开言路，有了病及时让医生诊断和治疗。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认计划经济问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上没有先例，国外也没有可以照搬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出点问题正如人有点病一样并不可怕，怕的是像蔡桓公那样讳疾忌医。只要广开言路，蔡桓公那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