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宋子文脱离蒋介石
陈诚病死台湾 (2)
宋子文初出政坛
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并出任大元帅。至此，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新生的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宋庆龄把弟弟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宋庆龄相信，她的这个弟弟有能力帮助解决革命政府的财政问题。
就宋子文来讲，投奔孙中山，是他当时最理想的选择。自小受到的民主思想的教育，使他厌恶专制的军阀统治，五年的留美生活，更使他向往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与宋子文追求的那种民主模式有着大同小异之处，这是宋子文投奔孙中山并追随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宋子文一到广州即投入了工作，并很快显露了他的才干，不仅使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而且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
宋子文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显著的工作成效，进一步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与器重。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时，曾急电宋子文北上。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去世，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当时在场的还有宋庆龄、汪精卫、孔祥熙等），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名，并参加了治丧事宜，这大大提高了宋子文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宋 子文
姐弟第一次分手
1927年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后，先期赴武汉的宋庆龄、宋子文两姐弟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政治声望极高的宋庆龄被视为汉方的政治支柱，身为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则为汉方的财政支柱。
武汉国民政府当时正面临着困境。蒋介石为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于1927年初挑起了迁都之争，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此外，帝国主义各国也正对武汉国民政府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宋氏四兄妹
为摆脱困境，武汉国民政府派财政部长宋子文赴上海，目的有二：一是对蒋介石“劝阻分裂”，二是希望控制上海、江浙这一带富庶地区的财政金融，以为武汉国民政府提供财政来源。孰料，这一去从此改变了宋子文的政治道路，开启了他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起点，宋子文与二姐宋庆龄也因此“分手”而有了不同的政治前途。
宋子文的到来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正需要像宋子文这样一位精干的理财家帮他筹钱，于是对宋子文极尽拉拢之能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后，宋子文此时虽没有公开指责蒋介石，但他的立场与武汉方面是一致的。在宋子文眼里，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是一个独裁政权，他对此没有好感。
宋子文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恼怒。为逼宋子文就范，蒋介石令人封闭了宋子文在广州苦心经营的中央银行。他的住宅被暗探监视着，他还收到过匿名恐吓信，在这种局势下，他只能深居简出。同时，早已投靠蒋介石的大姐宋霭龄动员家人对宋子文进行劝说工作。
武汉方面也派人赴上海，想说服宋子文回武汉。
宋子文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对国民党内各派力量对比消长的观察，开始倾向于蒋介石了。7月上旬，宋子文携蒋介石给宋庆龄的一封信，离沪赴武汉。蒋介石在信中希望宋庆龄与宋子文一同回沪，参加南京国民党政权。但宋庆龄坚定不移，不可回转地对弟弟说，她不会与蒋介石合作。
后来，在武汉方面内部出现分化，汪精卫失势出国，国民党内各派系纷争不已的情况下，深知权力之重要性的宋子文与蒋介石取得了谅解，从此完全投入了蒋介石营垒，成为南京政府的主要成员，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蒋介石缚在一起，直至1949年离开大陆。
毛泽东给宋子文的一封信
日军入侵中国之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形势，自1935年开始寻找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当时蒋介石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寻找共产党人，其中之一即由宋庆龄传递要求谈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庆龄托董健吾带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转达了国民党要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图，这是由她的弟弟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请宋庆龄协助传达的信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在山西前线，他们收到转送来的宋庆龄的密信后，立即复信给她，转达了中共愿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态度与意见，并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
1936年8月1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前十天，毛泽东即有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宋子文的一封私人信件，其文如下： 毛 泽 东
宋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内对外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之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惟非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
国共合作期间的1926年，毛泽东和宋子文同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便有“十年分袂”之句。
“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接触，以便为谈判铺平道路。1935年底，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托和宋庆龄磋商与中共中央联系。宋子文与董健吾交往有素，决定请董健吾去陕北联系。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把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交给董健吾，嘱他面呈毛泽东，并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董健吾于2月顺利完成了南京当局委托的同中共接触谈判的使命。国共两党中断十年的联系，由宋子文主持，通过宋庆龄接通了。 宋庆 龄
宋子文上海遇刺
“江淮大侠”王亚樵
二十年代的上海滩上帮会暗杀集团有个首领名叫王亚樵，安徽省合肥县东乡人，从小喜爱练习武功，练得一手好枪法，组织了上千人的暗杀集团，在上海滩上颇有名气。
这时，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双方都想争夺上海这块“冒险家的乐园”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是直系齐燮元的亲信，正奉命在上海扩大武装警察部队对皖系在沪势力加强防范，因而引起皖系军阀卢永祥的仇视，必欲杀徐国梁而后快。
正当卢永祥一筹莫展的时候，卢的长子卢小嘉对他说：“爸爸，我通过李鸿章的侄孙李少川和关云龙，认识了王亚樵。王亚樵这个暗杀大王可帮我们解决困难。”
卢永祥听了儿子的话，高兴起来，他说：“好呀！你就去约他来杭州督署见我。”
卢小嘉邀请王亚樵和他父亲商量除掉徐国梁的计划，王亚樵满口答应。
王亚樵来到杭州的当天，卢永祥就以接待贵宾的规格，接见了王亚樵，并大讲同乡情谊，当场拿出两万元赠给王亚樵，并对他说：“段祺瑞准备夺取上海，进攻南京。但要夺取上海，首先就要消灭政敌徐国梁。你杀徐国梁事成之后，不但要以重金酬谢，还将要委你重任。”
“谢谢卢督军栽培！我一定将徐国梁杀掉，你就静候佳音吧！”王亚樵拍着胸脯向卢永祥作了保证。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立即挑选其党羽中枪法较强的朱善元、郑一庵二人负责刺杀徐国梁。朱、郑二人经过周密调查，了解到徐国梁常到大世界对面的澡堂洗澡，于是二人就埋伏在澡堂附近伺机行动。
一日，当徐国梁洗完澡正欲上汽车时，朱、郑二人眼疾手快，拔出手枪，同时连续向徐国梁射击，这位平时神气十足的警察厅长中弹十余发，血流如注，当场死亡。
郑一庵在刺杀徐国梁后即被印度巡捕捕获。此案当时在上海震动很大，成为江浙战争的导火线。
王亚樵在杀了徐国梁后的第二天，又乘快车来到杭州督署晋谒卢永祥。卢永祥对王亚樵赞不绝口：“王兄干得真漂亮！”在督军府大摆宴席，款待王亚樵。卢永祥在宴会上宣布：“我现在正式委任王亚樵为浙江游击司令，拨给长短枪一千多支。王司令可到湖州招兵训练。”
当这支部队初具规模后，王亚樵将它分为三个支队，分别任命马超俊、戴笠、胡宗南为支队长。
1924年夏，孙传芳率直系部队数万人，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命令，沿沪杭路向浙江进犯，夺取杭州。卢永祥虽组织武装抵抗，但因众寡悬殊，只得退出浙江。
卢军既然被打败了，以王亚樵为首的所谓浙江游击司令部只有解散了事。王亚樵仍回上海过他的帮会首领生活去了。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继续和一些流氓地痞及一些失意政客们在一起鬼混。这时戴笠和胡宗南投靠了蒋介石，和王亚樵分道扬镳；马超俊则投靠了孙科。
唐腴胪当了替死鬼
孙科在1931年任行政院长期间，受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排挤而下野，因而孙科对蒋、宋怀恨在心。马超俊善于察颜观色，一天在与孙科闲谈中发现孙科时而怒发冲冠，时而仰天长啸。大骂蒋介石、宋子文背信弃义。马超俊知道了孙科的心事，就对他说：“王亚樵可以帮你解决困难。”
在此以前，孙科对王亚樵虽久闻其名，但未见其人。经马超俊一说，十分高兴：“你就去把王亚樵请到我这里来。”
王亚樵来了，孙科把他当上宾招待，向他大谈蒋、宋如何不义。
王亚樵在来孙科这里以前，已受过胡汉民的召见。胡汉民因在南京被蒋介石囚禁，释放后，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蓄谋伺机报复。他听别人介绍，上海有一位王亚樵，这个人有勇有谋，能解忧除害。他派人去把王亚樵找来后，当面许给他重金，并称赞王亚樵是“江淮大侠”。胡汉民要王亚樵设法刺杀蒋介石，王亚樵欣然应允，愿为胡汉民效劳。
王亚樵早有杀蒋介石的打算，加上胡汉民、孙科等人的怂恿，于是一拍即合，致使汪精卫、宋子文几乎成为王亚樵的枪下之鬼。
宋子文1894年出生于上海，21岁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任汉冶萍公司秘书，1923年赴广州投奔孙中山，被委任为中央银行经理。他上任后，在两年内使广东省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于是，他在国民党内被称为“理财大家”。廖仲凯遇害后，宋子文继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身兼数职的宋子文
1927年2月，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同年4月，蒋介石别树一帜，在南京成立了对峙的政府。不久，宋子文从武汉到上海，并于这年12月1日参加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从此他便在蒋介石的政府内任职，先后担任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外交部部长等职，声势显赫，权倾一时。
庐山刺杀蒋介石的行动失败后，华克之等准备再博一击。由于已经打草惊蛇，蒋介石出入更加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广东方面派人与王亚樵联络后，决定将暗杀的目标定在宋子文身上。他们认为：倒蒋必先倒宋，蒋介石讨伐反蒋派，靠的是宋子文的财政支持；杀宋对蒋介石来说，是乱其经济组织，等于釜底抽薪，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得手，蒋介石必败无疑。
1931年7月22日下午，王亚樵突然接到郑抱真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康叔于今晚由南京乘车来沪，明晨准到，望迎勿误。”
康叔不是别人，正是宋子文的代号。
王亚樵立即进行部署：行动组成员分成三路，组成三道狙击线，谅宋子文插翅难逃。王亚樵发给行动小组成员每人一把手枪、子弹十粒和一枚烟幕弹。王亚樵本人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家旅馆三层楼临街的一间客房为联络点，亲自观察和坐镇指挥。
第二天早晨，就在列车到达上海前的十五分钟，站内突然来了一队警察，将月台上的闲杂人等统统清除干净。原来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也坐这趟车来上海，上海警察局接到通知，于是布置警戒。华克之等人无法在月台上动手，急忙向候车室里埋伏的第二小组发出动手信号。
7时整，从南京方向开来的蓝钢快车隆隆驶进北站。当熙熙攘攘的大批旅客陆续拥出车站后，在列车尾部专门为宋子文准备的豪华车厢的门打开了，两名卫士先跳下车来。随后出现在车门前的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他身穿白色亚麻西装，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左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紧随他身后的是同样穿白色西装、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的宋子文，最后下来的又是四名背着盒子枪的卫士。
当宋子文一行穿过长长的月台，经过车站东大楼，向出站口走去时，预伏在大楼楼柱后的第二狙击组的刘刚等人突然跃出，四五把枪，同时从两侧向他们开火。
唐腴胪在前，宋子文在后，由于唐的身高、服装及长相，和宋子文比较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王亚樵的手下人误以为走在前面的人就是宋子文，于是一齐向唐腴胪开枪射击，唐应声倒地，车站秩序大乱，宋子文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然后拼命跑入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
宋子文的卫兵也清醒过来，纷纷开枪还击。整个车站大厅都弥漫在硝烟之中。华克之的第一小组也赶来参战，枪声四起。混乱的旅客喊着叫着拼命向站外逃命，秩序大乱。枪战持续了数分钟，警笛由远而近，大队警察赶来增援。宋子文在卫士和警察的保护之下，快步登上三楼，脱离险境。华克之等不敢恋战，扔出烟幕弹，在白烟的掩护下，全体行动队员迅速撤离现场。
唐腴胪成了宋子文的替死鬼，宋子文倒检了一条命。
唐腴胪，祖籍浙江金华。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为经济学硕士，回国后，曾任冯玉祥秘书、上海英文大陆报主笔、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秘书。
唐腴胪于1930年担任宋子文的秘书，深得宋子文的信任。1931年5月，唐腴胪与原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凯（门内加岂）的女儿举行婚礼，寓居上海。
唐腴胪当即被送进医院，动了手术。由于伤势太重，当日中午11时30分去世，新婚才两个月，终年32岁。宋子文为其治丧；宋母倪桂珍恰在这时病逝，《申报》头版头条，并列着两条以宋子文名义刊登的讣告。王亚樵原以为打死了宋子文，正在弹冠相庆之际，忽见报端刊出唐腴胪殒命的消息，才知道误中了他人，遂懊悔不已。
杨杏佛与宋子文、唐庾胪均为好朋友。杨与宋是留美同学，1918年回国后同在汉冶萍公司工作。唐为宋子文丢了命，家有新婚妻子及老母和两个妹妹，家境困难，杨杏佛要求宋子文对唐抚恤应丰。宋子文照办了，在付给唐家抚恤金五万元后，还在祁齐路（今岳阳路）家中设宴请唐老太太全家。
1934年4月，一个“眼线”与特务处上海站联系，通报了凶手的情况。戴笠立刻派沈醉和程慕颐前往苏北调查，嫌疑犯在盐城当保安队长。在“眼线”的帮助下，他们把他骗到一只小船上后便抓起来审讯。
用刑之下，此人招供说，刺杀宋子文是奉了“刺杀王”王亚樵之命。他还招供了另一个同谋：宋子文的前司机。这二人被带回上海后，戴笠向宋子文出示第二个人的照片。宋肯定了司机的身份，而且还要给沈醉500元奖赏。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还给了宋子文，并说保卫部长是他们的责任。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后来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可以越过财政部而得到宋的签名，从此宋子文不止一次地批准了军统要求中国银行拨付活动经费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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