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政治的问题很难讲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更难讲清楚了。
让我们从金融风暴讲起吧。
越来越觉得，其实金融风暴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与可怕。
即使有的国家深陷灾难，依然有另一些国家在树立信心，给那些在内忧外患中颓废的政府打气撑腰，并适时地输送真金白银，友善地帮助他们去应对危机，拉动经济迅速走出阴影。
即使有的人失去了工作，暂时缺乏收入保障，依然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救济，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就是好。即使没有收入都会有来自政府与善良人士的接济。而且很多时候是不以失去尊严为代价的。更不会遭遇“嗟，来食”的人格侮辱。
即使暂时没有工作机会，最多也就是少去买一些奢侈品，少去外出度假，少进行一些没有必要的花费，少一些浪漫的约会，再不济就是少吃一顿饭而已。
即使暂时没有什么业务也没关系，把门一关度假去也！即使企业做不下去了，挂牌出售，就不信没有人来收购，毕竟总是会有人认为自己这是一块香饽饽，所出的价钱够自己以及核心高管下半辈子生活了。
即使实在卖不出去，企业的运营牌照成为废纸，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少可以再去某个机构打工，虽然薪金没有预期的那么高，但也仅仅是全家人的生活品质有所下降，至少不会饿死的。
——至少在那些真正陷入经济危机中的国家，除了承受不住压力而一时想不开并自杀的情况之外，很少听说有被饿死的情况。
虽然如此，依然有很多人不喜欢看到金融危机。比如那些被迫减少开支的企业主，那些福利与收益受损的企业高管们，当然也包括那些失业者。其中政府的压力是最大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政治因素。
现在几乎很少听说有通过革命与武装暴动与政变的方式改朝换代的了。
在现代社会中，更多的是选举制。
在这种制度中，选民是有权利用投票选择或者是罢免一个政府的，而本来政客无非就是一种职业，有基本的职业素养，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让百姓活地更体面，更有尊严。做得不好的话不要说在野党会弹劾，民怨也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自己党内也会有人站出来取而代之，就连自己也不好意思“站着茅坑不拉屎”，引咎辞职算了。
但引咎辞职不仅会让自己失业，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没面子，并丧失尊严。
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如此自己才有信心。
更多的时候，信心与尊严是需要钱的，不管是教育问题、民生问题、水利问题，基础设施的改造问题，形象问题还是对外的国防与对内的维稳问题，都是需要花钱的。建立健全医疗与养老保障体系，更是需要花钱的。
那些钱从何处来呢？
钱是造出来的！
自从货币摆脱了其金属的属性，跟黄金白银之类的东西脱钩，就成为一匹失控的野马，为了创造经济繁荣的现象，推动消费就要大量地发行货币，经济学界称此为“增加流动性”，流动性增加了势必要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高到难以接受的程度，就会让人恐惧，因为谁都知道，钱不是白来的，任何钱都是有成本的。
钱的本性就是要赚更多的钱。大钱生小钱，小钱滚动成为大钱，如此而已。
那么小钱从何而来呢？自然是产业利益分配得来。所以没有产业就不会有钱生钱，钱是寄生在产业的基础上，依靠产业生存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钱是水，水向下流是其本性，没有国界的概念，更不会有种族的区别。
美国的水位更低就会去美国，在中国的水位更低就会来中国，所谓水位就是利润率与潜在市场价值。长期看好就会报请董事会，董事会追加投资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回报。当初日本受到战争的影响，百废俱兴，到处充满了机会，所以来自美国的资金“尽弃前嫌”帮助曾经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经济。
那不是从高瞻远瞩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出发，而单纯是从追逐利益的本性出发的。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迫于压力大幅升值，长期处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零成本地拼命向外“撒钱”，核心难道不是追逐利益吗？至少在那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动漫，日本的视频设备、医疗设备、日本的汽车、日本的电器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
日元投资于中国，中国的百姓就成为其利益的输送者，美元投资于中国，中国就成为美元的利益输送者，同样，欧元、澳元等等，都是遵循这一原则。
但遗憾的是：即使是开放了30多年，中国人依然对外资持顶礼膜拜的态度，认为他们是出于把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境地之中解救出来的恩人，我们必然是要对其有所回报的，所以政策倾斜，税收减免，土地廉价使用，造成水域环境污染也不追究，同样是工作者，外籍人士要享受数十倍与中国同样级别的高管的工资与福利待遇。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依然要对国际资本者感恩戴德，中国的学者、媒体与官员众口一词地说“中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放的政策，并加大开放的力度”。
——真是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但那所感恩涵盖的侠骨柔肠是情感。任何经得起推敲的都是需要理性去算计与深入思索的。
至于国际资本从中国赚了多少钱，这些都是没有人去计算的，也是无法计算清楚的，而中国除了金钱与财富外流之外，还付出了多高的成本与代价，但假如真的有人算出来的话，估计就会把很多人给吓死了！
但中国似乎从来都没有在这方面算计过，更多的是看有多少政治收益，有多少文化上的收益，有多少国际声望与影响力。更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主权上是否认可自己，是否在自己陷入窘境的时候给自己以声援，是否信守曾经签署过的公报。
似乎信守者就是我们的朋友，即使是貌合神离也要为维持那种和睦付出成本，仔细算下来，外方付出的都是一些言语和态度上的，事后看来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中国付出的更多的是资产资源、广阔的市场以及市场中所产生的真金白银。
那局面更多的是由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中国的管理者数十年以来都是稳定的一党管理，从制定政策之前的审议，以及政策之前的调查研究与各方面的报告撰写，到政策制定之后的执行与监督，中国基本都是在一个绝对权威的党内进行的。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是两党甚至多党的轮流坐庄。所以其他国家更关注的就不是意识形态与政治形象问题，更多的是切实的收益。
换句话说，政治与资本无非是生意的两头，资本只看重财务数字，真金白银，低吸高抛，是不听别人瞎忽悠的，政治却大体是玩虚的，注重的是理念，立场、文化认同甚至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东西。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别在这个生意的两头，西方政客们更多的是把政治当成生意来做，是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付出的是政治、理念、表态等，收益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中国的政治生意刚好相反，付出了那么多之后，只要在政治、理念上得到了更多认同，态度更维护自己的稳定，就可以了。
中国的领导人往往很注重对方政客的承诺，态度与微妙的肢体语言中所表现出的潜台词，西方的政客更多的是为别人服务，不管是为资本家还是为地方子民，要的都是货真价实甚至物超所值的东西。
但由于与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我基本上不相信政府之间的承诺，更不要相信在特殊状态下的承诺，这个话题两年多以来一直在说。
其实客观地说，很多时候并非人品问题，而是身不由己。为了自己的职业道德而习惯于编造貌似“善意的”谎言。
就如前段所说的：在竞争机制与监督机制健全的政治制度中，党内都会时不时冒出来与自己争夺领导权的，更不用说其他党派之间的竞争了，选民更是需要竭力去讨好才会给自己投票的。另外如果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连自己都觉得缺乏职业道德，都要引咎辞职。
还是说说资本上的事：看看金融危机带来什么了。
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无非是企业破产，资产贬值与工人失业等等。
但企业在经济运行中是代号与编码，原本就是无生命的，即使是有生命，都仅仅是经济运行的细胞罢了。社会在变化，细胞的新陈代谢是正常的。
就如上市公司，原本仅仅是一个号码，上市与退市有决定作用的仅仅是那个特定的上市公司，对整个交易所以及整个资本市场没有什么妨碍。但假如你对细胞产生了感情或者有了依赖性，就会恋恋不舍，就会花大价钱去买，并把自己优质资产洗干净了之后，换上别人的衣服，廉价地改名换姓，这在资本市场上叫“买壳上市”，专门从事那样的业务的人们美其名曰Backdoo Listing，既然是走了后门，自然是占了很大便宜的。至少许多不了解个中就里而且又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人会这样想。
那会影响人的源自理性的基本判断。
还比如那些被精心包装的MBS（按揭抵押债券）、CMO（抵押担保证券）、ABS（资产抵押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CDO（债务抵押凭证）据说，美国财政部的统计，单纯发行CDO这种浓缩型毒垃圾的总体规模就达到了：2004年1000亿美元，2005年1510亿美元，2006年3100亿美元，2007年第一季度2000亿美元。
华尔街金融创新想象力美元尽头，在CDO\CDS基础上，还研发了合成CDO，并基于CDO上的CDO的平方，CDO的立方，CDO的N次方等新产品。难道不是已经溃烂的苹果被一层一层地包裹之后，分级别，并取一些吸引人的青睐。偏偏投资银行们以及他们的托儿，连同监管他们的人都沆瀣一气，一同编织那个美丽的谎言。
数据显示，2006年信用类衍生品市场达到了50万亿美元的规模，而从2003年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推出各种“结构型投资产品”中有多少被这些“资产毒垃圾”所污染呢？
偏偏那些早些时候走出去并走回来做西方经济的传教士的那些人，还要为他们擂鼓助威，甘心当他们的开路先锋与马前卒。让原本精明的人丧失理智，并让自己的血汗钱泥牛入海般的进了他们的口袋。
资产贬值、股价暴跌甚至崩盘，更多的时候是给资本低价吸纳筹码的机会，对手中有资金的人而言恰恰是难得的机会。正所谓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资本者恰恰是贪婪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残酷地砍价的机会，再看工人失业，那就更是值得资本者狂欢的事情了。
资本介入势必会引发机构之间的并购，并购就会裁员，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得运营成本最低，而不是员工是否会失业的问题。那个问题是政府需要考虑的，而大不了失业者再从政府领取救济，政府再降息，划拨资金去救市。
政府动用的那些资金从哪里来的呢？
前边说过了，钱不是白来的，任何资金都有成本，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换句话说，政府花钱也是需要有成本的。不是想花多少就随便花的。
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唯一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只要央行不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是掌握在国际金融财团的手中，就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贷款，而那些贷款都是记在政府的账上，不是白使用的，最终是要慢慢去还的。
谁去还？拿什么东西区？
甚至即使央行掌握在政府手里，下面的那些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都已经被私人银行家控制，或者是那些金融资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入各个神秘而敏感的领域，央行都随时有可能会被架空！当货币的发行权与货币政策被私人银行家们所操控，谁还在乎那个政治主权是在谁的手中？
从那个时候开始，政府就沦落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可悲的是，其效忠的东家不是本国民众，而是来自海外的叫不上名字的金融家！
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知道，钱也是有成本的，不是随便花多少都行的。即使你贵为国家元首，号令之下莫敢不从，都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也算是一种成熟与负责任的态度。也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政府才可以在预算投放与对外投资等方面有个节制。
这种理性是成熟所必然的，并非无情，因为也只有在工作上、事业上、投资上、经营管理上超级理性才是成熟，才会让自己在生活上，在家庭上，在对待感情上，感性一些。
再说一句政治上的话：发现越是在经济艰难时候，外交方面就会走动得越频繁。
看中国领导人最近的行踪，李长春去了爱尔兰，温家宝去了希腊、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当然都是接受邀请才过去的，那么那些政府首脑，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候邀请中国的领导人出访呢？
基本不需要看新闻后续报道就知道，少不了又要多给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与政府一些资助，订单与贸易倾斜。而且几乎不需要密切关注就会知道总是有些专家在媒体发表主流评论，说我们的外交成果如何喜人！
——客观规律，历来如此！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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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最近几年的部分重大投资：
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
2009年，中石油称：“加薪10亿是小钱。”
2009年, 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花费2亿, 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
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
2010年，省10分钟，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
2010年，中国承诺对朝鲜7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湖北省曝光120000亿投资计划。
……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 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
2010年, 人大指出: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 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