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或者就业，这个话题其实并非经济学话题，但是经济学家一直视之为自己的本分，自觉对此责无旁贷，经常津津乐道，但是又道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所以然来。迄今为止连“失业”的定义都难以达成一致，连失业率如何统计计算都莫衷一是，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尽管如此，却不影响经济学家亟不可待无的放矢地纷纷各抒己见。

凯恩斯发明了一个“充分就业”的概念，在各种就业理论当中现暂居绝对的主流地位，被各国政府广为采纳。不久之前中国的领导人还在讲要促进有体面的劳动，推进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理论如此风光的原因，其实就在于它包含了一定的失业许可，简言之就是充分就业不是没有失业，这无疑给政府留足了面子和应对民怨的宽松余地，自然会受到宠幸。

充分就业概念的得宠也给后来的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经济学人要想实现自己曲线参政经国济民的抱负，则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就不能不给政府留余地，不能将政府逼到死角上，政府是需要建议的，乐于接受有变通余地的要求，关键是建议者要懂得适可而止，否则一定会被政府所唾弃。

张五常老先生有篇文章，是谈论“失业”话题的，题目叫做《失业要从公司看》，目前在各个网络媒体传得火爆。在这篇文章里，五常先生也对什么是“失业”如何统计失业率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之后五常先生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听起来非常简单的解决失业之道，那就是推行“计件工资”制度。五常先生言之凿凿地分析说现在各国政府面临的失业问题，都是由于推行计时工资而非推行计件工资的后果，如果推行计件工资，就不容易甚至不会有失业这档事了。这一幼稚得让人吃惊的分析，足以让人看到五常先生对市场经济盲目崇拜到何种程度，同时也让人看到张五常先生这等大师级人物对市场理解之片面。

首先，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企业当中强行推行计时工资和限制推行计件工资。采用何种工资计算方法，纯粹是企业的自由。企业在这方面的自由并没有被剥夺，两种工资考核计算方法一直都是并存的，至今也是如此，甚至在一些企业内部也是根据工种的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形式，还有些在同一员工身上采取两种工资形式，如具有计时工资本质的基本工资+以计件为基础的奖励工资形式。

五常先生把责任归于工会组织，称工会的产生让劳工合约发生了变化，从计件变成了计时，但我们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的工会组织在发放工资的形式（计件或者计时）上面和资方斤斤计较，明确排斥计件要求计时的。

其次，如果计件工资就可以解决失业问题（不管怎样定义“失业”），那么，只要任何一个的企业采取了计件工资，它就可以吸纳所有的劳动力了。反过来，如果一个企业实行了计件工资而对劳动力的吸纳也是有限的，那么所有的企业都实行计件工资同样会无法解决所有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如上所述，计件工资实际上一直都广泛地存在着，按照五常的理论就不应该有失业这个问题出现了。

美国通用等大企业的工会固然强大，但是，美国不是由通用构成的，况且通用也不是完全的单一工资形式。上海通用的工资形式和美国通用差别是量方面的而不是质的方面的。在美国其它行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计件工资依然广泛存在着。但是，美国的失业率在10%附近居高不下运行已有十几个月了，目前还看不到会突然下降的趋势。如果说这可以通过采用计件工资来解决，怕是让全美的大脑都无地自容了。

再次，五常先生认为，只要劳动者愿意放低要求，就一定能够就业，这种分析也完全不足取。理论上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现实不是如此。现实市场上之所以不成交是常态，之所以交易者会选择不成交，就是因为交易者是理性人，要博取利益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无限制地降低要求，无限制地降低要求就不是追逐利益的理性人了。

这一思考同样适用于厂商一方。理论上，只要厂商愿意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产品就永无剩余，总能很快出清。但是，厂商有一个成本底线，低于成本就是亏损，亏损是害，理性人要趋利避害，所以实际上不存在无限制让步的情况。

之四，五常先生没有看到，在一定时期，资本对劳动力的容纳量其实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一个制衣厂拥有100台缝纫机，即便是采用中间不吃饭的6小时工作制，最多也只能雇佣400名缝纫工；一个航空公司雇佣的飞行员也是有限的，总不能一个飞机安排一个排的飞行员，也不能让空姐把机上的乘客座位都坐满。同样，一个公交公司能够接纳的司乘人员也不是无限的。

资本的投资结构决定了它对劳动力的容纳程度，这和被雇佣者要求的工资水平无关。现实中，有很多高校实习的学生，他们可以看作是免费的，但是，任何一个企业也不会让实习生站满自己的车间，航空公司也不会在客机上安排一大堆飞行学校的实习学生。现在，对于高校来说，每年安排学生实习都是一件头痛的事情，不会因为说我们不要工资而使得问题顺利解决，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接纳这些免费的劳动力，他们带来的利益可能远比带来的麻烦大，另一方面有些企业还藉此对实习生收费，实行“负工资”，即便如此，学校能够给实习学生安排一个实习企业也已经非常高兴了。

最根本的，五常先生没有认识到到，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劳资市场上，市场自由化+利益最大化=失业必然化。

市场自由化，意味着交易者可以自由行驶拒绝成交的权力，没有拒绝成交的权利，也就没有了选择成交的权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自由化有保障的时候，选择拒绝就成为了可行。

利益最大化，意味着交易者具有行为冲动，即行为动机。

动机+可行性就等于行为必然性。也就是说，失业，和一般产品市场上的不成交一样，都是一种市场常态，而不是问题。

失业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政府不作为与失职所致，正是政府放弃了社保责任，导致无业者基本生活受到影响，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才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肩负起了社保责任，则失业这种现象就像店家看到一个顾客走进店里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有买就有走掉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厂商从事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殖，并不是为了解决就业。其次，劳动力的使用构成产品的成本的增加，成本增加积压利润空间，这是任何厂商都力图避免的。所以，趋利和避害的双重动机，导致了市场经济上必然会有失业这个问题。

整体上，市场是针对产品计件的，“价格”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指“单价”，是计件的，消费者购买产品是计件的，劳资市场不过是市场链条当中的上游一节，至于厂商以计件方式从消费者那里得到的销售收入如何分配给其它生产要素提供者，总体上都不会改变市场的“计件”本质。计时的本质也是计件，不过是不同商品的计量方式的变化。如果说计时导致劳动效率低下，那么只能说是厂商没有用好“量具”，没有在合约里认真规定单位时间内的产出量并加以考核。

在具体的产业领域，有很多是根本上无法把计件工资用到个人的，只能针对一个组织，这种组织或是一个企业，或者企业当中的一个工厂车间或者流水线班组等，因为这种生产需要许多劳动者协同工作，工作节奏不受个人控制。

张五常看到了新劳动合同法对市场精神的背离，却没有想到市场并不具有社保这一功能，没有认识到“不成交”其实也是市场的常态，没有看到任何一宗成交，都是在多个交易可能当中选择的结果，是以更多个不成交为陪衬的。

市场的法则只是愿赌服输，但并不能保你不输。市场是用来解决非必要需求的，而且只能适用于选择性的非必要需求，因为在必要需求方面没有人输得起，所以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不能够交给市场加以解决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失业率的高低是政府商业化程度的指标。

政府的责任就是社保，即保障全体居民的基本生活。但是各国政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职，都在以裁判的名义行使着球员的角色。由于政府也是逐利者，政商一体化，所以必然会像厂商一样排斥任何多余的劳动力。虽然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些年赚足了人口红利，但是都在考虑如何向非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形态转型，最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非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被排斥在政府的发展规划之外了。

政府要让民众有事干，自己挣饭吃，以逃避政府的社保责任，而商人排斥民众就业，以便压缩劳动力的使用成本，那么，政商合一的国家呢？就只有在一边制造失业一边解决失业这种双重困局中挣扎了。此时，凯恩斯的“完全就业”理论简直就是旱季甘露，让有失业存在的国家的政府也可以自豪地宣称已经是完全就业了。

政府具体如何逃避自己的责任？惯用的方法就是将责任转嫁给市场。

第一，对自由市场进行所谓的调控。如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所谓的宏观调控，而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上面，甚至寄希望于通过政策高压把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任务也摊派给房地产企业。

第二，推行所谓的“工资协商制度”，立法推行最低工资制度，而不是把精力放在立法保障全民社保方面。通过把居民组织起来，使之形成劳资市场上的劳方垄断局面，在叫嚷推进市场化的情况下，变自由的劳资交换成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把平等的经济活动变成政治对抗，从而排除了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决定作用。

这种政策的错误与不公平还表现在它始终把居民或暗示或默认地定义为市场上的弱者而把厂商对应的默认为强者，而不是把劳资交换双方看作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者。在任何自由的市场上供求的强弱对比是相对的，是此消彼长的，既有供大于求也有供不应求，劳资市场也是如此，既有民工潮求职难，也有民工荒和招工难，并不是一边倒和一成不变的。

要构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要首先打造平等自由的劳资关系，政府所指定的政策要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平等化，因为市场活动本质上就是劳动与资本的平等自由的结合。要使得劳资双方都有遵从市场自由交换规则的意识，在己方处于供大于求的暂时不利地位的时候懂得适度的妥协让步，不要使之养成动不动就把市场上的问题交给政府去帮忙解决的习惯，或者组成行业协会、工会来对抗市场。

五常先生不该把板子打在工会身上。假如工会真的如五常先生所说是导致劳资市场萧条造成失业的一个因素，那么可以想见，厂商方面多如牛毛的商会也必定会具有同样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