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到台湾后对“西安事变”后果如何看待？

 

张放

 

 

上次博文说到，张学良36岁时弄出个“西安事变”来，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时，起死回生，并因之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张学良后来随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又过了20年时间，张学良已经56岁。此时的他，到底对自己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又是怎么看的呢？

 

俺继续挂出《奉天纪事》里第一手历史资料，给诸位读者披露他的真实想法。俺之所以强调说是第一手历史资料，意为：此资料并非经文人或御用文人们加工后产生具洗脑功能的“历史资料”。当然，这第一手资料的背后，一定有故事。但它无论怎样，都只能被称作第一手历史资料，甚至大胆些说，是惟一的第一手资料。是所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读者，不能也不应该绕过的资料。还须指出的是，20年时间，对于一个由36岁变而为56岁的人来说，可谓不短。所以，知天命已经有6年的张学良对当年的自己的行为评价时，历史老人都会停下脚步，细听听其真实抑或虚假含义的。

 

 

1957年，张学良日记：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另备禀函一封，统交给老刘，彼之明日去台北。五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六点许，老刘由台北返回。交来原写之“杂感录”和修正过的，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禀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六月十三日星期四老刘由台北返回。言已见过总统。将那本反省录呈阅，并说明我不满意这本，拟再写，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言拟将余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和日期。经国托老刘带来芒果一篓，系彼亲手交者。余即致函谢，交老刘转去。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老刘于二十四日晨被台北电话叫去，今日返回。交来蒋经国送给我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并告日内恐要迁移。彼一二日内即返，希将誊件交他。六月卅日星期日下午将写完的《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好了，并上总统禀一封：“说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误，请罪。”统交老刘，老刘说明天去台北，看住址，布置一切，言七日可返。八月十二日星期一老刘下午返来。他告诉我，他曾见过总统，曾问到他，我看过《苏俄在中国》否？他答复：我在未收到此书前已曾在收音机上每日听，收到书立即看了。又问到：我怎么样的看法？他答道：我叹未能早得读此样的书。经国也同他长谈一次，经国托他给我带来一点意见，说可以写一点读《苏俄在中国》的感想，把西安事变加进去，以便公表。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今早同老刘商讨，写《苏俄在中国》读后记，应当不失时限，想请人帮帮忙，到中午又改变了意见，我短简点写，仍由自己写，写完将草稿由他送经国看一看再定。今日开始即写。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将写完了的《苏俄在中国》书后记交给老刘，由他明日带去台北。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早四点半起床，七点零五分由清原动身出发……六点许抵高雄。寓于西子湾的石为开的宅子。

 

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周鲸文报上谈话，主动写反共文章《坦述》，左眼有了毛病，看东西变形并有黑色……吴（基福）大夫断定为中心性网膜炎。

 

八月三日星期日

昨夜在报上看到周鲸文的谈话，令我十分激动，不能成眠。早起商诸老刘到龙泉寺游玩，并在该寺午餐而返。午睡亦未能安睡。同老刘商谈，我打算写一篇东西，想请他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者，并且我想请一个人帮一帮文字上的忙。老刘的大意说，如果我能写的话，那早就是高峰的意愿，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文字帮忙人似乎太早，还是我自己写，如果需用时，然后再定，我决心动手来写。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昨日下午将写好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书，交给老刘，他请我签名，以表郑重。……他是八点去台北。近日金门战况紧张，共匪确有登陆的模样。

 

九月二日星期二

下午三点许，老刘乘汽车由台北返来，他告诉我，他到台北之后，将信件送给蒋经国，并请示三事：1.余前书写之件自己认为不满意，因彼时对共匪的认识上未到时候，最近又看见了周鲸文的公表，自己决心写了这篇东西，但在文词上仍不满意，如加以修正是所希望。2.余近患目疾，已在高雄治了一个多月，未见进步，如何办法？ 3.时局不安，是否准备移动？昨日蒋经国将他唤去，告诉他我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嘱我移台北医治眼疾。并手赠我红酒两瓶，老刘同我商量决定四号起身去台北，乘彼带来之车辆，Edith、吴妈同去，开始准备行装。

 

十一月二十三日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刻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所，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二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来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我沉吟一下，对总统说：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总统说：“可以可以”。我说：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前年我患病，精神颓唐，后来伊雅格告诉我，夫人和总统对我时为关怀，我觉着我自己发生误会了观念。二年来，总统的传谕，刘乙光都告诉了我。自从迁到高雄，我自己很不安。因为那么好的环境，房舍，现在那么些劳苦人士，而我反如此享受，是不应该的。我知道我们将来都是会写在历史上的，我自己奋勉，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二位，不要使后之人讥笑二位所眷非人。我幼小读书不好好地读，现在读书有点费力，很想请教一位有道之士。”总统说：“你想到什么人吗？”我答到：“钱穆、陈大齐、劳干等。”我说：“我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在文字上知道他们。”总统未答，转而问道，我从前所知道的有些什么人吗？我说：“我同那些人，十数年来，已断绝音讯，所以不明白那些人都哪里去了。”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练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未能仰视。总统又言，我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容忍，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

 

8 月18 日，张学良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一文写成。关于延安会谈，该稿称：“我当年同周恩来在延安初次会见之时，他那和美言词今日犹在我的耳中。”“他的态度十分诚恳，使我深受感动。”

 

与《西安事变反省录》不同的是，张学良进一步回忆到了毛泽东，称“毛泽东为加强我的信念，曾经写了一件东西，亲自签名于其上，表示抗日合作，绝对服从的诚意。” 

 

该稿还回忆了所受章乃器、黄炎培、张季鸾等人的影响：

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个。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有一次黄炎培经过洛阳，去慰劳绥远的军队，我在欢宴的席间，对黄笑着说：“黄先生，你们上海各界有点不公平。我们西北驻军多年辛苦，你们未曾慰问。”黄立即答曰：“你们是剿匪，打内仗，我们不但不愿意慰问你们，我们是反对这个内战，也就是反对你们，谁来慰问你们哪！”这些言词和那爽直的态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我同共产党在陕北的会谈，张季鸾是知晓的。这是因为一位过去的共产党，在我部中服务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曾经告诉我，张季鸾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曾到过莫斯科，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共产党看张季鸾和戈公振是一样的人物。所以在当时，在蒋委员长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张季鸾详谈过，征求他对于“停止剿匪，联合抗日”的意见，他十分赞成，认为蒋公到来，我应当破釜沉舟，痛切陈述。

 

 

1958年5月17日，张学良对到访的宋美龄表示：“对人生已看透彻，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渥，十分不安。”

 

8月4日 ，张学良早晨6点起床，开始动笔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承认自己受到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他说：

在那时，我左右已有共产分子渗透，而我不自知，以为这些人是抗日爱国分子，对于他们喜悦而加以亲信。他们已确实知道我的一切，那自然就是共产党知道了我的一切。他们不断的鼓动我立即抗日；慢慢的提出来剿匪是消灭抗日的武力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来，要是真正抗日，必须停止剿匪，联合共产党。另外共产党的外围，“民盟”和“救国会”的分子，对我加以鼓励和刺激，使我自动的感觉着：对于报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对于雪东北沦陷，世人诟病我不抵抗的耻辱，对于国家争取自由平等，非联合共产党而抗日不可。这实在是共产党对于我施用攻心战术无比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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