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时，一些诗人开始喧哗登场，替在地震中的死难者哭爹叫娘，并以大量“以爱为主题”即兴咏叹的地震诗歌选本来宣告诗歌的复兴。这时候有严肃的批评家已经警惕地指责了这种灾难中的文学化想象，或者说这种加盟新闻暴力话语的诗歌行动不仅使悲伤失去了正的方向，还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道德失败，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诗歌。检验诗歌的当下对话能力不仅在天崩地裂之际，更在于它能否进行在所有的社会事件和身边的偶然经验，能否不再重复新闻话语而找到新闻话语背后的话语真相，这个时候恰恰需要诗歌对于事件本身的还原立场。从汶川时诗人们的哭声一片到舟曲灾难时的万诗齐喑，果然使我们失望了当下诗歌的话语能力，诗歌未能与集体情绪脱离开来，又未能保持对真正社会性灾难性事件的关怀热情。
虽然在舟曲泥石流灾难时也有一些眼泪诗歌，但已不是汶川时那番热闹的诗歌景象。本来汶川时不需要诗歌泪水的浇灌，舟曲时更不需要虚假的悲伤，但一些诗歌除了悲伤之外并不能有其它的兴趣和发言能力，或者是这种非完全自然事件的出现使他们惊呆了，成了新闻背后深度分析的失语者。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当下的诗歌一直在对新闻话语和集体话语屈服，不仅深陷于一种“专业权力”的修辞自恋中，还使自身的社会行走能力得了严重的溶肌症。由于阅读局限，在我见到的所谓主流媒体、或诗人们普遍看重的诗歌报刊中，很难见到对这一灾难进行独立诗歌立场的分析，有的也只是对于事后权力话语的功绩渲染和赞美。本来，在任何灾难中悲痛是一种人类权利，但不是充分的心理需要，一味在悲痛中进行哀伤则是在关闭对于灾难反思的理性通道，社会性灾难中的悲伤根本不是封闭的事实接受，它仅仅是一种恶的逻辑结果。如果只把灾难看作灾难，“灾难的灾难的灾难”就变成了伟大的关怀和福利，就会在一种政治无意识中抚平意识形态的失败痕迹，最后与自己的灾难关怀形成悖论。其实许多诗人已经长期生活在这种悖论之中，稍有批评家指出，他便认为是别有用心地“诱导青年”，甚至更加愿意用自己的“专业写作”去替制度问题打扫战场。这些诗歌一方面在灾难中表演才情，或者涌出几滴烟熏的泪水，一方面又为自己构造安全的撤退之路，或张扬自己的盛世美德。灾难中的悲悯是必须的，但不是唯一的，如果没有穿透现实意志话语的愿望和能力，这样的诗歌话语不仅不能表达真正的悲悯，还会以此葬送诗歌在现代以来创立的批判资源。诗歌不能混同于勒庞所看到的群众性情绪，不去渴望真理，而是面对不合自己口味的证据拂袖而去，然后去崇拜那些对自己有诱惑力的谬论。因为群体性情绪是用形象、类比来思维的，形象思维又会立即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这种情况下，这些诗歌在表达了最初的惊恐、无奈和眼泪之后便开始对各种关爱行动进行歌颂，会让雕塑伟人时代的集体颂歌在当下平移，以此完全否定了诗歌仅有的一点善良证据。直接的形式便是灾难之后铺天盖地的诗歌朗诵、地震诗歌的大量出版，以及所谓的诗歌赈灾行动，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在救灾还是在宣扬诗歌的伟大功绩。《马太福音》中恰恰有过这样的警告，我录下来与这些诗人们共勉：“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的天父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你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为什么这些年诗歌在增强语言命名能力的同时又不断失去了话语能力，表面看来是命名能力和关怀能力之间的一种张力，有些顾此失彼的意味。其实是多年以来诗的命名方向出现了偏差，在技术主义的不断鼓噪下，诗歌已经成为一种训练有素的“特殊专业”，已经深陷于语言崇拜的乌托邦想象之中。当诗歌在自己的语言镜像中不能再感受到每一个新闻事件的背后温度时，它也自然就失去了解蔽权力话语掩盖事实真相的能力。我一再说，这并不是什么热衷于当下意志话语的问题，而是一个诗人有否承担当下的愿望，有否承担当下去蔽暴力话语的能力问题。如果在承认有一个“社会性苦难”的前提下，谁来把这种“苦难”背后的逻辑和运行机制揭示出来，然后给人们一种提示，这应该是一个有着“专业”训练的人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假如诗人是“专业”的，又是具有道德愿望和道德能力的，最起码不应是混入民粹主义的道德哄抢之中。应该是一块界碑，而不是广告。应该“力求被人爱戴，而不求被人羡慕”（维特根斯坦）。在汶川和舟曲中，恰恰是这些诗人没有看到“社会性苦难”的深层机制，看到的只是上帝对灾难者的不公，然后把所有灾难的根源化约为自然灾害。这便是诗歌的令人失望，也是诗歌对灾难的二度伤害，因为它完全成了与现实意志和新闻话语的利益交换，隐藏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度冷漠。舟曲虽然是以显性的自然灾难进入新闻话语的，但已与汶川有很大的不同，舟曲灾难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场域的行为效果的失败，这里掩藏不住的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所造成的生命权利的中断。更多的资料显示，多年前已有专业话语提示过这种灾难的潜伏，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利益拒绝了生命与个体权利的迫切诉求，生命再一次服从政治效果的美学修辞最终弱化了生命的本来意义，从而彻底违背了我们全力构建的“和谐”承诺。灾难之后，诗歌的哀悼已没有意义，为了权利而进行责任清算显然又不是诗歌的长项，但诗歌的社会批评和问题意识并没有成为话语禁区，何况它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修辞策略，起码是不应该如此沉默。与汶川天灾时诗歌的众神喧哗和兆山做鬼来比，舟曲灾难给诗坛造成的是一片死寂，虽然一些“日人民”（郭德纲语）类报刊上也有一些对于救援群体的英雄人物的颂歌，但这与那个我所关注的诗坛无关。我所期待的是有着专业诗学训练的、技术纯熟的、有专业对话能力的诗歌能够不再围绕语言问题口沫横飞，能够以基本的人性良知来澄清新闻暴力污染所加给事件本身的政治油彩，把灾难还原给社会性灾难。这样诗歌才进入一种与权力的对话，才具备承担社会角色的可能。这种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担当并不会耗损诗歌所担心的诗意，如果没有基本的生命尊严要那些诗意何干？衡量社会的进步根本不能用什么幸福的指数，只要有一个生命还承受着社会性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完美的，就需要批评话语的出现并使制度安排进行不断修正。网络时代以来，理性的、公开的言说空间已经扩大，社会批评话语并不完全是什么现实意志的敏感禁区，社会进步的愿望正在进入结构与能动的理想场域，这个时候只是曾经最具先锋姿态的诗歌陷入了关怀当下的合法性困境。当代诗歌在最初完成了自己的技术转身之后莫非也在进行立场的转换，从而为自己找到一个体面的、梁山式的着陆方式，成为一种观赏性的“语言春晚”？但我怎么也难以相信，诗歌会彻底失去了社会的关怀热情和关怀能力，最后成为权力场域喂养的语言鸽子。
可以说，新时期以来，诗歌是最早摆脱了权势支配和集体概念的文学形式，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体现在自己的诗意自由和价值解放之中，并完成了对公共话语的形象转换。但在1990年代之后却以自己的私密性逐渐关闭了与公共空间进行信息交换的通道，更多的兴趣在于自我精神层面的自慰和释放，诗歌越来越成为社会难以识读的“专业”面相。偶有进入公共领域的诗歌话语也都是一种自身反讽或表演性事件，在整个文化格局中被看作是已经不再具有对话能力的正在被淘汰的“古老剧种”，让人心酸的是最让公众注意到诗歌这一词语的竟然是汶川灾难时的王兆山丑闻。从近年来的“诗歌公约”、“春天送诗”及各种广场性活动来看，诗歌并非是真正地失去了公共空间的兴趣，相反的是许多诗人则以获奖、作品研讨、博客、印刷诗集和资助出版诗刊等形式来期望获得公共空间的世俗席位。每天都想进入公共空间，成为这个空间被单向注目的“专业”人员而又不愿承担公共领域的批判责任，显然有背于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分析：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参与其中的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因为现实意志场域以权力和权力配置的方式来确定稀缺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格局，其所驱使的每一种行为模式都对应着一种资源配置格局，以调整由现实意志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与相对方所代表的民众私人利益之间的客观关系。这一客观关系的互动关系就是利益，就是现实意志场域的结点。本来现实意志及其集团应该如其承诺的那样是相对方民众利益的忠实代表，而一旦他们以稳固的集团形式将自身利益从单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分离出来之后，便成了一种不为单个社会成员所控制的独立利益并由一定的组织形式来代表。这种组织被拟制为一种抽象的人格化主体，在代表共同体成员的承诺中照样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使用“合法化的语言暴力”，以此平衡由自身利益攫取所产生的社会震荡。一般来说，诗人同所有民众一样并不能真正进入这种现实意志场域的上层建筑，只是参与其中的一种话语力量，在利益博弈中诗人应该保持自己的天生敏感从而代表私人利益进行发言。在一种社会性灾难事件中第一时间的合法行为当然是无可争议地施行救助，但接下来的环节不应该是论功表彰，应该是对一个社会灾难事件形成的权力场域的反思和评估，以此为了最大化地降低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知识缺陷，减少灾难事件中的权力行为失败色彩。对灾难反思、评估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的收集、信息的判断和综合的过程，诗歌虽然不能进入严格的运行机制进行知识性干预，但是它的发言能够唤醒权利的热情，形成人与社会、人与公权力的平等对话，减少日后因权力的单向性形成的暴力反弹。有专家早就指出，舟曲作为“亚洲第一大泄流坡”是滑坡、泥石流的强烈发育区，历史上已有过数次惨痛的教训，“除了搬走，没有其它办法”。为什么在一个公共场域中这种涉及到生命安危的专业话语被权力机制所阻隔，不在乎自然的灾害潜伏构成的灾难风险，而是政治社会学效果决定了决策选择和利益取舍。权力的私人化选择往往在一瞬间决定了千万人的命运，权力的傲慢伤害导致的生命痛苦已缕见不鲜，最好的办法是把权力关进民主的笼子里。恰恰在这个时候的诗歌，不是去歌颂那些政治装饰行为，就是集体失声，或者为了小范围内扩张“象征资本”而进行世俗化的占位活动。诗歌在今天已经相对宽松的公共空间尚不能去担当社会关怀，只能成为“社会性灾难”的参与者和合作者，成为丧失了基本对话能力和“政治责任”的语言之恶。
“社会性灾难”的直接表现形式即是生命的价值被粉碎，曾经生活在我们共同体中的生命个体成为被掩埋的死亡，被掩埋的死亡又成为被压抑的死亡。诗人能做的应该是把这些压抑的死亡解放出来，不仅是一种哀悼中的为死亡而悲伤，更应该让他们还原曾经的生命尊严和权利。西蒙娜·薇依说：“遭到不幸的人面对十字架，几乎离上帝最遥远。”因为有罪恶挡住了被压抑的死亡向圣的通道，罪恶对真理的斜视应该看作永远是诗歌的魔鬼。按照博伊于斯的提示，只有艺术和诗歌能够消解一个衰败的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制度安排的压抑效果。但是没有这种承担的诗歌肯定不是好的诗歌，坏的诗歌不仅是能力的缺席，还意味着诗歌的解体。从个人的感情谱系来讲，无论如何都不愿看到这种事实，还是愿意让它能在一个灾难性的新闻事件中更广泛地介入普遍的权力场域，即便不能构成对于权力结构性垄断的消解，但也会给社会认识提供一种精神鼓舞和诗歌的伦理方向。目前，当代中国诗歌的整体危机已不是什么审美困境问题，而是长期的工具理性造成的精神迷失，能否突出重围，也不是什么修辞效果的问题，关键是勇于对泥石流这一恶的象征物的抗争和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