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文明
不可能到此结束
等到我们子孙长大的时候
肯定是雨过天晴的好日子
我真正经历了一次“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
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境界。可是望断天涯
没有路,我只得让凛冽的寒风把梦幻吹散,
当我苦闷的时候,我也曾问苍天该怎样来承
受这坎坷的人生……
还未开花就凋零,在阴天的早晨。
就这样我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年华所应该具有
的光彩,在风华正茂之年真正意识到了功名
利碌对于我已经是此路不通。所谓人生理想,
童年的梦,统统必须放弃掉,不放弃也得放
弃。
不曾在黑夜哭泣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在无奈
凄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站在父
亲的灵前,无数次闭上我的眼睛,让我的热
泪畅流。
可是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瘟疫般地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瑞安文革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的家就遭查抄,墙壁到处被敲成一个个大洞,地皮也被挖下三尺深。地板、天花板,床夹板全部被撬开,我的日记本、文稿、书籍、药物,母亲早年的金银首饰,全部被抄走,(父亲的纪念品,文稿及我的一部分文稿已事先存放在舅父家中,后来被舅父烧毁),这次抄家不仅给我们家庭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成了全家游街批斗的罪证,更严重的是毁掉了我和我们大家庭的历史资料和见证纪念品。
关于我们家庭在文革期间的故事我将在另一本书中作详细记载,这里只作简单提要。
后来我们全家包括母亲和十三岁的五弟在内的六个人被戴尖顶高帽用绳索捆绑着游街示众,如果有这方面的吉尼斯记录,我们的家庭肯定能拿到《全家游街人数最多》和《游街年龄最少》两个记录。一笑!
根据游街示众和批斗时所揭发的“罪状”,我以为肯定会有严厉惩处,判重刑或枪毙。可是游斗之后放我们回家,什么事也没有,只是要我们在家好好呆着,以后随召随到。这说明即使在他们看来我们也并没有真正的罪行。
我终于明白了这只是在演一场政治闹剧,我们的家庭仅仅是扮演这场闹剧的主角而已。上演这场政治闹剧的目的是为今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声势,拿我们的血(尊严)为文革祭旗。
接着是无休止的随召随到,每当需要造声势时,就拿我们来开刀,让我们登台表演。抄家、游街、批斗、拘留、审讯、绳索、手铐接连不断,我被弄得头昏脑胀。特别可恶的是我辛辛苦苦所收集起来的所有有价值的书籍、资料、文稿都被散失殆尽,使我根本无法再继续进行学习研究。
于是,我真正经历了一次“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境界。可是望断天涯没有路,我只得让凛冽的寒风把梦幻吹散,当我苦闷的时候,我也曾问苍天该怎样来承受这坎坷的人生……
还未开花就凋零,在阴天的早晨。
就这样我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年华所应该具有的光彩,在风华正茂之年真正意识到了功名利碌对于我已经是此路不通。所谓人生理想,童年的梦,统统必须放弃掉,不放弃也得放弃。
不曾在黑夜哭泣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在无奈凄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站在父亲的灵前,无数次闭上我的眼睛,让我的热泪畅流。……时间久了,我慢慢的从绝望中走了出来。凭着我对真理和人类良知的信仰,我相信乌云不可能永远遮盖祖国的天空,华夏五千年文明不可能到此结束,暴风雨不管多么猛烈,总有消退的日子。文革浩劫可以毁掉我们这一代人,但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等到我们子孙长大的时候,肯定会是雨过天晴的好日子。
于是我开始萌生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想法。让一个二十五岁的热血男儿抛弃自己的人生理想,抛弃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去把希望寄托在还未出生的孩子身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但却又是一件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真正聪明的人必须勇敢地去接受它。这不是懦夫在危难关头的退却,而是勇士在强敌面前无奈的忍让。
我必须藏锐蓄精,韬光养晦,把自己的智慧、气概和知识隐存下来,将来可以转化为下一代发展的优势。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父亲临终的重托,蔡家才迟早会有兴旺发达的日子。我牢记父亲当年讲给我的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我不能做以卵击石的事,如果现在去硬拼,肯定会散失这些年来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能量,这样蔡家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是我一生最重大也最明智的决策。在这个想法的支配指导下,我今后的任务便是多生孩子,生好孩子,然后倾注毕生精力把他们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
这样,对我来说生儿育女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更不是生儿防老,而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在父亲坟前立下的誓言。
早在1988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即已明文规定:司法机关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一律不准游街示众。然而据报纸报道,南方某地却热衷于搞公审公判、游街示众,且乐此不疲。这明明是违法行为,主事者却辩称这是“习惯性做法”,否则就起不到“震慑作用”。其实,漠视人权的现象非自今日始。也许算得上中国特色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有关这场革命的成败得失,历史已有定论,此处不赘。单说当初风靡一时的游街示众吧。
鄙人也曾躬逢其盛。1966年一个星期日,原本寂静的西北某中学的校园里,忽然开始了乱揪乱斗。英雄们押着我们几个教员在校园里游街,勒令我们用手牵着一条染成黑色的绳索(寓意“黑帮”)。一路上“打倒×××!”“打倒×××!”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我是第一次获得“被打倒”的“殊荣”。
揪斗之后,意犹未尽。决定趁热打铁,第二天就召开全校斗争大会,勒令我们自己糊高帽子,并写上“打倒×××!”的字样。这叫自备道具。斗争大会开始之前,我等还在居室对着镜子反复试戴,惟恐出错。有人路过,见此情景,不禁哑然失笑。斗争大会上,前面是一大排头戴高帽、低头站立的倒霉鬼,煞是壮观。
挨斗就挨斗呗,口腹之欲总还可以得到满足吧。一大清早,我们拿着碗筷去教工食堂就餐,只见头发花白的食堂管理员姚老先生戴着纸制高帽站在凳子上,做低头认罪状,罪名是“搞特殊化”、“为精神贵族服务”。教工食堂从此关门大吉。我和另外几位教员很快成了“牛鬼蛇神”。“牛棚”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
英雄们给我们剃了“阴阳头”,就是拿推子在你头上横七竖八地推几下,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还不算,还得背上写有“××××分子×××”之类字样的布条,成天在校内校外服苦役,累得直不起腰,旁边还有英雄们皮鞭伺候。
戴高帽、剃阴阳头、背上“什么什么分子”的布条,尽管人不人鬼不鬼,好在都是在校园之内,也就认了。可英雄们下令:到了校外,甚至上大街也得背着布条走,以便“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其实我等出去只有一个目的:买点儿熟肉香肠,补充补充热量。背着布条走,无异于游街示众;不背吧,又怕躲不过英雄们的“火眼金睛”。思来想去,总算找到一条“万全之策”:准备两件衣服,一件不带布条,一件带布条,请假离校时穿带布条的,走出一段路再换上不带布条的,返校时也提前把衣服再换回来。办法倒是有了,但每次出去都是悬心吊胆,生怕出事。
忽然有一天,英雄给我派了个任务:分别用四张白纸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然后命令我们做成四面牌子,从此每天去食堂吃饭,均需排成纵队,分别举着牌子,一路上嘴里还得有节奏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惹得附近的小孩都跑来看热闹。每日三餐,均需先向领袖“请罪”后方可进食。买饭前把手里举着的领袖像放在窗台上,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好,口中念念有词,无非是把自己骂得个狗血淋头、罪该万死。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本人还没有尝过真正的游街示众的滋味儿,但充当过看客的角色。幼时在老家县城,曾目睹将罪犯押赴刑场处决的场面,只觉得呼啸而过,杀气腾腾,颇有推出午门问斩的味道。具体是怎样的刑车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死刑犯都是五花大绑,背后插有白色的标子,上书死刑犯姓名,打上红叉。
近距离看到真正游街示众的场面,则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其时我已获“解放”,混
迹于革命群众之中。好像是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当日公审宣判了一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犯。只见一辆又一辆卡车上,死刑犯均五花大绑,背上插有白色标子,高音喇叭向人们宣布着他们的滔天罪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的案犯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银川二中毕业生)兄弟和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三人。这个集团的成员为十三名青年学生。其中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
此次“一打三反”运动中判处死刑的,还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原北京大学学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才俊沈元,原北京大学学生顾文选,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任大熊等人。沈元的“原罪”是右派分子(后已摘帽),此次获罪则因走投无路,化装成黑人混入某国驻华大使馆。顾文选和任大熊的“原罪”也是右派分子。顾文选是劳改期间逃跑至苏联,被引渡回来,自然就成叛国罪。任大熊则据称是反革命暴动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主犯。
那场大革命早已离我们远去,然而遗风犹存,绵延不绝。可悲亦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