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离村现象透视

　　刘燕舞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我最近两年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基层组织出现新的演变动向。其中，村干部的离村化现象便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重要现象。所谓村干部离村化，是指村两委的干部不在村，使得农村基层组织在村中只是留一块牌子而已。

　　党和政府一直不断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然而，如果任由村干部离村化现象演变，一切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活动就失去了有力的载体，甚至会因为找不到加强的“对象”而面临空对空的尴尬境地。

　　村干部离村化现象情况复杂，就现象本身来说，主要有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因应合村并组、合乡并镇而带来的村干部离村化现象。

　　自2002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变。由于税费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使得村级组织收入锐减，大部分农村集体收入趋近为零。同样，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也财力锐减，从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仅能维持运转。因此，为了减少开支，流行于中国农村的合村并组、合乡并镇迅速铺开。由此便形成两个问题，分流的乡镇干部往哪里去？合村并组后的村干部如何产生？我在贵州农村调查时发现，合并后的村庄往往是由三个以上的原行政村组成，人口达到7000甚至近10000人。由于村庄规模庞大，不好治理，就只好将原乡镇干部分流一部分到村庄里担任支部书记，而这些乡镇干部往往都住在县城，由此，客观上便形成了支部书记不在村的局面。而对于村主任的产生，往往是从靠近乡镇的原行政村中产生，而他们大多数又都主要住在镇上，由此，便也形成了村主任不在村的局面

　　二是，因应富人治村而形成的村干部离村化现象。

　　选拔一批带头致富能力强和带领村民致富能力强的“双带型”或“双强型”村干部成为很多地方培养和选拔村干部的政策。因此，在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农村，大量富人担任村干部要职，甚至有些在外发展的富人也被当地政府邀请回锅到村庄担任要职。从运作方式上，往往会让他们回来先担任一届村主任，然后以极快的速度突击培养入党，等届满时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村支部书记。这些村庄中崛起的富人往往在市区买有住房，因此，他们往往也不在村。他们为村庄所可能带来的往往是一些项目或赞助，从而可以改善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提高村庄公益事业的服务质量。然而，对于村庄其他层面的事务，他们往往并不关心，也无力去熟悉情况，平时忙于在市区打理自己的企业，只能做到偶尔到村庄视察几次。还有的则是虽然房子等均在村庄，但因为忙于做生意，需要走南闯北，经常一两个月不在村，因此，实质上也可以看做是不在村。就我的调查经验来看，我所到过的山东农村和浙江农村均有此类现象。

　　三是，因应家庭生计而造成的村干部离村化现象。

　　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农村，村干部待遇太低，而又晋升无望。因此，在那里的村干部看来，“工作没劲，前途无望”。而这一客观现象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则尤其明显，因此，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在大多数人都已外出务工的情况下，部分村庄的村干部也按捺不住了。尽管他们一般不会到太远的地方如跨省务工而离开村庄，但却将附近城镇选择为重要的谋生之地。我在湖南一农村调查时便发现，村支部书记因兼任乡镇干部则经常住在乡镇，而村主任因为要经营生意则住在镇上，村里只留有一个会计主持工作。像这种类型的村庄，在没有集体经济且待遇继续很差的条件下，一些能力强的村庄精英都会选择流出村庄，因此，对于这类村庄的治理来说，将来不仅仅是面临村干部的离村现象，而且会逐渐造成找不到人来担任村干部的困境。

　　四是，因应城镇化加速而生成的村干部离村化现象。

　　一些村庄离城镇较近，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村庄精英逐渐往城镇转移，这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村两委的主要干部。我在湖北一农村调查时发现，因为村庄离城镇较近，村干部中的大多数均已迁移居住到镇上。如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副书记、治调主任等均住在镇上，真正留在村中的就只剩下一个会计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再度加快，大部分靠近城镇的村庄的村干部都可能会往城镇转移。已经向城镇转移而不在村的干部不仅因为其在城镇经营生计更好，从而可以为其创造担任村干部的更好的经济条件，而且，即使在接下来的换届选举中，也因为其强有力的经济实力而仍然容易在选举中胜出，因此，客观上，这种村干部不在村的现象也就仍然会继续。

　　村干部不在村使得农村基层组织实质上也不在村，而当农村基层组织仅仅是一块牌子的时候，这种演变形势必将对农村基层治理发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择要来说有如下三点：一是，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事实上离其服务的对象——农民越来越远。税费改革前，是因为收取提留而引起的干群关系紧张，而现在这种离村化现象所导致的则是，干群之间没有了关系。二是，离村化现象导致国家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某些大的事件的变化动态难以准确掌握。三是，基于前两点，如果时间持续长久，无异于农村基层组织被自动取消，那么，农村在碰到某些突发事件时就有可能会陷入失控状态。

　　村干部离村现象大量发生在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而且仍将继续且扩大。在此前，村干部的性质定位往往被村民形象地称之为“撑不走的土船”。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撑不走的土船”纷纷离开村庄呢？我认为，表象原因在于村庄治理资源的逐渐锐减，而深层原因实际反映了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遇到了重大挑战。

　　先从表层原因来说。上述四种类型的村干部离村现象的背后均反映了村庄缺乏治理资源所导致的治理困境。富人治村类型的村庄所形成的村干部离村现象客观上是村庄积极追求发展所带来的，然而，即使是这种积极面，背后所反映的还是缺乏治理资源后想通过富人的个人能力为村庄带来福利。其他三种类型的村庄的离村化现象，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消极性，都有一种被逼的无奈。

　　再从深层原因来说。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在1980年代初期时，实践效果十分良好，既能充分调动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能保证村社集体的统的能力。然而，实际上，这种统分结合的相互支持的经营体制好景不长，此后所面临的是“分”有余而“统”不足的困境。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表现。首先，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逐渐丧失了对土地的任何支配能力，集体所有权名不符实。其次，大部分村庄的集体资产被瓜分殆尽。第三，基层组织的干部被严重丑化，在村民眼中基本丧失了合法性。第四，在前述三个方面的持续作用下，村级组织及村干部严重丧失了统筹治理村庄的能力。这种基本经济制度被破坏的恶劣后果，在1990年代至税费改革以前，因为还能收取部分村提留，因此也就还能有一些集体资源，从而延缓了问题爆发的时间。而伴随税费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后，这种早已被不断破坏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形成的严重恶果开始迅速显现，缺失收费的权利后，因为不断的统的一面被不断弱化，从而造成村庄集体资源早已被瓜分的局面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才发现，除极少数资源型村庄外，大部分农村均是“空壳村”。

　　空壳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即使想积极作为也无法作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有转移支付，但也只够村干部的工资开支，连日常办公经费都不够。因此，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困境重重。这种治理困境本应成为我们反思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被破坏所形成的恶劣影响的良好时机，然而，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把握。相反，我们仍然在继续破坏这一经本经济制度。如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公益事业建设，本应借国家财政向农村倾斜之机，重新激活村社集体组织，增强其统筹能力，然而，目前我们普遍实行项目化管理。结果，修路的事情有县交通局包揽，农田水利的事情有县水利局包揽，等等。每一块涉及农村的投资都形成条条，且基本只到县级止住的条条，而看不到村社集体起作用的块块。如此一来，村干部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事干了，即使是个“巧妇”，本来没有米下锅，应该给点米，现在可好，索性连饭也不要这个“巧妇”来煮了，那她（村干部）还留在这个家（村庄）干什么呢？如果村社集体比较强大，集体资源比较丰富，他们就不需要去巴结富人，就不需要被迫离开村庄去谋个人发展，就不需要合村并组省几个盐巴巴钱。由是，村干部离村现象也就不会成为必然。

　　要改变目前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坚持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要加强村社集体的统的能力，做到真正的统分结合。当然，这仍然是一项重大课题，非本文篇幅所能解决。

　　

　　

　　

　　作者简介：刘燕舞（1983—），男，湖南平江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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