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币之争:给,还是不给?


毛泽东表扬铁木真同学是“一代天骄”,可惜“只识弯弓射大雕”,说白了,就是有勇无谋。其实不然。铁木真在政治上的智慧丝毫不逊于在战场上。比如,在攻打金国之前,他知道要先搬去西夏这块碍脚石;跟金国打得最酣时,他晓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与花剌子模国签订通商协议,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其实,那时候他也把目光投向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并且派了使臣前来进行试探性的访问。铁木真十分清楚,宋、金两国是真正不可调和的世仇,矛盾很深,因而早在他大举攻金之初,就打算利用两者间的矛盾,联宋攻金。

1214年,铁木真派来的使臣主卜罕等三人渡过淮水,进入南宋濠州。

濠州的南宋官员羁留了这三个人,秘密上报朝廷。当时的南宋王朝对蒙古处于基本不了解的状态,只知道两国正在打仗。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南宋王朝连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都不了解,怎么可能不挨打呢?

宋宁宗与大臣们商量后,决定奉行“中立”政策。他们既惹不起金国,也不想惹蒙古的麻烦。于是,他们命令濠州官员不要接收蒙古使臣送来的文书和地图,并且将之驱逐出境。为了避免金国人找借口生事,宋宁宗下诏诫告边防线的官员,以后有类似蒙古使臣到来,一律“驱逐去之”。

不过,此时南宋王朝中还是有人注意到了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人就是名臣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景希、希元,号西山,福建浦城人。这位老兄是朱熹的私淑弟子,不但大力倡导理学,而且写了不少书,算是著作等身吧。他两次担任福建泉州的一把手,大搞有南宋特色的改革开放试点工程,政绩显著。比如,在他之前的官府假借“和买”之命低价购买外国客商的货物,甚至不给货款,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了泉州港的声誉。真德秀上任后,制止了这种强买强卖的行为,还降低税收,减轻商人的负担。真德秀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礼遇前来经商的外国客商,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这些举措,让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港口。

我们知道,从北宋开始,宋朝几乎每一年都会向外缴纳岁币,换取平安。无非有时候会改变缴纳的对象,比如从辽国改为金国。1211年与1212年,因为蒙古与金国开战,金国自顾不暇,南宋想给他们送银子去也不得行。真德秀敏锐地注意到局势变化,并预料金国今后必将会前来索要岁币,就向宋宁宗提了三个对策。上策是拒绝金国的要求,把这笔岁币拿来“颁稿诸军、缮修戎备”,从而激扬士气,凝聚军心。中策是派一个能说会道的大臣与金国谈判,削减去隆兴和议之后所增加的岁币。下策则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他们要多少,还是给多少。

宋宁宗考虑了一下,把心一横:“老子不给他们了。”

果然,没过多久,金国索要岁币的使臣就来了。这时他们内忧外患稍减,时局稍定,就转头过来找南宋要所欠的两年岁币,“来督二年岁币”。弥补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这时,南宋朝廷里有两派,一派以真德秀为代表,要宋宁宗明确拒绝金国的要求,而且从此以后都不再向金国缴纳岁币;一派以谁西转运使乔行简为代表,他上书宋宁宗,言道:“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他认为虽然金国是宋朝世仇,但如今已经成为南宋抵御蒙古的一道天然屏障,应该继续给予岁币,让他们能够抵抗蒙古。

应该说,乔行简的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比金国更野蛮、更凶暴的蒙古人给南宋人民带去了深重的灾难,把华夏文明的指针又往后拨了一圈——当然,按照阎崇年教授的理论,这是民族融合。

给,还是不给,是一道摆在南宋当权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当时把持朝政的是宰相史弥远,就是悄悄干掉韩侂胄的那一位。他国家大事上,宋宁宗说了还不算,史弥远同志说了才算。他最初也觉得“乔行简之为虑甚深”,打算继续缴纳岁币,但太学生黄自然等人“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 史弥远知道这些熟读诗书的太学生们惹不起,又看到支持乔行简的力量太单薄,搞不好自己也撑不住,就转变风向,支持太学生们的正义呼声。

于是南宋就拒绝了金国的要求。

这里说点岁币的事儿。

北宋就不说了,从1142年到1211年为止,南宋一共向金国缴纳了岁币银1485万两、绢1485万匹、铜钱300万贯。这些财物来自哪里?当然不是由皇室贵族们省吃俭用省出来,最终还是要以税赋的形式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因此取消岁币,老百姓是普遍持欢迎态度的。

南宋如此决绝的姿态前所未有,金宣宗也感到很惊奇。在他们的印象里,南宋包括被他们一手摧毁的北宋,基本上是一幅窝囊废的德性。好不容易出了几个敢于对金国说不的大臣,比如李纲、岳飞、韩世忠,不是被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干掉,就是被贬斥或者弃用。金宣宗惊奇之余,也打算给南宋一个教训,教训他们落井下石的“卑鄙”行为。

1217,铁木真把大将木华黎留在中原,继续攻打金国,而自己率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金国便于当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

从表面上看,这次金国伐宋是因为南宋不遵守和议,实质上是想将蒙古入侵造成的领土和财产损失,转移到南宋身上。

金宣宗的算盘拨得好:只要金国大军一出动,南宋的皇帝大臣们就会立刻吓得屁滚尿流,哭着喊着要和议,那时候还不得好好的勒索他们一把?

但这一次,他的算盘真的打错了。

战争开始阶段,金兵仗着以前对南宋形成的心理优势,打了几个胜仗。金兵主帅完颜赛不旗开得胜,一路连克光山、罗山、兴州等数城,斩杀宋军近二万人。

但随即宋军从各地展开激烈反抗,纷纷收回实地。山东、河北一带活跃的抗金民间武装力量“红袄军”,也给金兵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正是因为金国的伐宋行动,使得金宋两国失去了和解之后联合抗击蒙古的可能,同时,也让本来处于犹豫状态的宋宁宗和史弥远等主和派,丢掉以金国为屏障的幻想,倾向了主战派一方。他们为了自身的存亡,不仅坚决抗击金兵南下,而且公开招纳山东、河北等地的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金兵,并与蒙古交往以减轻金兵对自己的压力。

而当时的金国,势力范围被蒙古挤压到河南一地,异常窘迫。再加上西夏国王记恨蒙古攻打西夏时,金国没有出手相助,他们也联合蒙古军队在边境线上对金国进行骚扰。除此以外,就连在金国统治比较稳固的辽东地区,也有契丹人耶律留哥和蒲鲜万奴的反叛。四面树敌的金国此刻可谓内忧外患交织,摇摇欲坠。

对于这些,金国人是心知肚明的。为此他们又祭出老办法:以战逼和。1218年年底,在金兵打了几个胜仗,获得对南宋较小优势的情况下,金宣宗主动向南宋伸出“橄榄枝”。

按照以前的经验,对于这样的“橄榄枝”,南宋朝廷均会屁颠颠地接过去,还会怕接迟了金国人会收回去。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南宋态度非常坚决,不但拒绝接受“橄榄枝”,连金国使臣也不让入境。

所谓恼羞成怒,金宣宗受到这番羞辱之后,开始赌气了。他不顾自己国内重镇太原城刚刚被蒙古人攻陷,在1219年春天,兵分三路,向南宋发动新一轮军事进攻。

开初,金兵的军事行动还是很顺利。在东路方面,连续攻克濠州、滁州、兴州、麻城、六合等地,金兵的尖刀部队甚至已经打到采石杨林渡一带(今安徽当涂),离南宋老巢也就几天路程。金宣宗大喜,宋宁宗大惊——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全同志率领的红袄军斜刺里杀出,四处打击金兵。金兵的战线本来就拉得很长,被李全强势插入,立刻慌了阵脚,赶紧收缩战线。结果,金兵主力被李全打得大败,被迫撤退时又遭追击,损失惨重。

西路方面也是类似情况,金兵先胜后败,在洋州(今陕西洋县)遭到宋将张威截击,丢下数千尸首后狼狈北逃。

中路,金军大将完颜讹可率数万金兵围攻枣阳,大战两个多月,皆被宋将孟宗政击退。趁金兵疲惫不堪时,宋将赵方派出精锐部队忽然从枣阳城外向金兵发起攻击,守将孟宗政又开城出击,夹击之下,金兵被包了个人肉大饺子,被杀三万多人。

从这以后,宋军完全消除了“恐金”心理。双方你攻我杀,你退我攻,斗得个不亦悦乎。

在伐宋之战陷入不利之地后,金国大臣张行信、许谷、杨云翼等上书金宣宗,劝他停止攻打南宋,以免徒耗实力,腹背受敌。因为金国的真正威胁不在南方而在北方。但金宣宗自恃“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拒绝接受这些建议,因此,这场战争直到金宣宗驾崩,金哀宗即位后的1224年才结束。

金国这场因“岁币”而起的战争一共打了7年。金国不但未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损失到底有多大?史称“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尽丧”。偷鸡不成蚀把米,金国的盲目伐宋,大大加速了自己覆灭的进程——现在他们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屋里等待死神的敲门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