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万州谋生的忠县棒棒(挑夫)郑定祥，新年第一天帮人挑两包羽绒服，结果与雇主走丢，在寒风中苦寻雇主5天，现在仍未找到。他说哪怕是当棒棒，也要讲就诚信。他要告诉鄙视下苦力的人：人穷志不穷，缺钱不一定就缺德。

　　不得不说，在这个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年代，在这个邻里冷漠道德贫乏的年代，在这个“扶起老人反被索赔”新闻频发的年代，在这个“归还失物却遭怀疑”事件层出的年代，这名棒棒的所作所为，犹如茫茫雪夜中的一丝烛光，温馨了我们的眼睛；也如深深冰窖中救援的绳索，让我们充满向上的力量。

　　58岁了仍需在寒冬腊月到外地打零工当挑夫；给老伴做个不算复杂的尿结石手术，还要找人借2000多元钱才能凑齐手术费，郑定祥一定是缺钱的。而两包“无主”的羽绒服，对货主甚至对相当一部分公仆来说，或许也算不上什么，但是对老郑来说绝对是极大诱惑——老伴也对他出来打工有个简单的愿望，希望他能带件棉衣回家过年。

　　笔者这里不想对老郑的正气再多褒赞些什么。毕竟，坊间“中国的脊梁”、“真正的民族精英”等评价已经不需要锦上添花了，老郑为“一切向钱看”的“雪”中送来诚信之“炭”之举，已经感动了国人。但笔者心中却有一个期盼：什么时候，“缺钱不缺德”的人能够有德也有钱？

提这个话题绝非是要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扣上“是靠‘先乱后治’牺牲生态、牺牲公民利益的做法才富起来”的帽子，也不是要给先富起来的人一定贴上“是靠赤裸裸的原罪才富起来”的标签，用有色眼镜看待富一代富二代，用贫富悬殊挑起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矛盾。笔者早就讲过，市场经济原本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要不是如山西那黑砖窑的老板那样赚黑钱，从哪个角度讲，富起来的人都是值得社会尊重的。

　　只是，邓公在多个场合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都还有下半句。1985年，邓公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的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邓公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说的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同年，邓公在天津视察时说的是“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现实问题是，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约10%的背景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坦承“10%最富的人占有45%的财富，10%最穷的人只占有1.4%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45以上，肯定有失误之处”，建言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致富”最光荣的时候；甚至《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也呼吁“现在，中国许多人至少达到了小康，中国的领导人确实需要考虑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时候，“共同富裕”的理想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呢？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的标准是什么？依笔者看，一条最基本的便是让“缺钱不缺德”的人有德也有钱，有尊严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