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自2007年起提高低薪工人收入而推行的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每年耗资约4亿元。目前，大约有40万名月入不到1700元的低薪工人从这项计划受惠。

　　林瑞生强调，新加坡有能力推行如此昂贵的政策来援助低薪工人及新加坡猎头公司的海外员工，这不单是因为我国有充裕的财政资源，更重要的是，我国在这些年来建立起完善的持续教育与培训体系，所以能成功为低薪工人推行大规模的培训计划。

　　除了再度重申过去论点，指制定最低工资制会迫使一些无法支付最低工资的雇主裁退工人，导致低薪工人失业，林瑞生也认为，强制制定这样的制度会导致最低工资演变成最高工资。

　　他解释，一些雇主可能会认为他被迫支付的最低工资比市价高，而拒绝给工人任何加薪，这将导致这个最低工资水平成为低薪工人的工资顶限，最终还可能成为长久无法获得调整的“粘性工资”（sticky wages）。

　　工运议员王志豪（惹兰勿刹集选区）也以我国1985年经历经济衰退的经验说明为何最低工资制在本地行不通。

　　他指出，当时新加坡全国工资理事会在发布工资指导原则时，也建议具体的工资调整幅度，出发点是希望推动工资快速上涨，迫使公司企业提高生产力，让新加坡能更快赶上其他高增值的竞争者。

　　不过没想到这样的措施适得其反，新加坡不单竞争力下跌，经济陷入衰退，裁员情况和失业率也双双直线上升，导致新加坡人必须忍痛接受大幅度削减雇主公积金缴交率的政策。

        王志豪：雇主与工人合作朝“最佳工资”迈进

　　王志豪认为，世上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帮助这些新加坡劳务派遣的低技能、低薪工人在一夜间转为高技能、高薪工人，与其追求最低工资，不如透过加强雇主和工人合作，提升技能，朝“最佳工资”（Best Wage）的方向迈进。

　　他相信，通过推动按质量而非低价选择承包商的优包制度、提升生产力、鼓励雇主跟雇员分享提升生产力成果，就能有效落实“最佳工资”制度。

       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少不了低端劳动者，例如说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就离不开环卫工人，但他们工资高么，这就要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让他们体会到“最佳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