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1)

 

                 毛泽东与周恩来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泽东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恩来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泽东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又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恩来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而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作为毛泽东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惟命是从，逆来顺受。

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和毛泽东翻脸呢？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之父。建国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的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在中国，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当建国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杀其羽，而扬我威。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都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在战争中，有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与火炼成的信条，已成建国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恩来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而且也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和力量。

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当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打倒蒋家王朝。这中间，虽然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泽东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恩来作为副手，眼见毛泽东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建国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就惹来毛泽东的大翻脸。

第一次分岐是1956年的“反冒进”，第二次大分岐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都忍让了。

这里只谈关于“反冒进”的问题。

 

 

                     周恩来忧心忡忡

 

    1955年11月，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周恩来

    全国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从这年一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和10.5%的速度递增。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知识分子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中，周恩来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没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会上，他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周恩来接着又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

    到了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告诫“不要泼冷水”，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矛盾开始明朗化。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毛泽东非常生气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数额(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它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已见，宣布散会。

    会后，周恩来又去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以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周恩来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

    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说：“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定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了刘少奇的同意。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周恩来说：“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接着又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冒进了！如果继续冒进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经刘少奇等人修改后，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内许多同志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反冒进的矛头直指毛泽东

 

    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这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当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满，他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要，所以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7月，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时，周恩来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

    周恩来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快。毛泽东欣赏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暂时把他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

这个时候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反冒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紧接着出现了东欧的波匈事件。“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国际形势的观察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上。

1956年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

1957年春夏间，他又忙于发动整风运动及由此引发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9月、10月以后，波匈事件已经平息，社会主义阵营暂时得以巩固，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毛泽东把注意力再次放到了国内经济建设上。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决心反“反冒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