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要直面“钱学森之问”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通知从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三个层面，确定了改革试点的十大任务。这十大任务中，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就有“三大”，分别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管理方式、办学模式，这是国家层面对高教改革提出的具体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这样的成绩，与国家实力及社会各界对教育发展的期待，仍有很大差距。近年来，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停滞非议较多，中科院主管的《科学新闻》在列举了各种现象之后，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改革完败？”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社会普遍不满意是客观事实。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紧接着的问题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大学还算大学吗？再接着的问题是：大学何以为大？
    高教改革，就是要解决大学“何以为大”的问题。构成大学的元素不外乎人、物质和文化。因此大学之大就是以人之大、物之大和文化之大为大。具体而言，以人为大就是以大师、学生和校长之大为大；以物为大就是以图书馆和实验室之大为大；以文化为大就是以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景观文化之大为大。简言之，大学“有容乃大”。可现实如何呢？以人为大蜕变为以官为大，最经典的场景是广西师大数名校领导向教育部女秘书谄媚献花；以物为大变成了以校园为大，盲目的校园扩张，盲目的楼堂馆所建设，直把校园当工地；以文化为大这问题不用追究了，还有多少文化呢？而这三者同样可以简言之：以行政化为大。
    针对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在接受《中国高教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所大学的校部机关有几十个处，规模大一点的大学处级干部动辄上百人。用政治的和行政的公共权力，去替代和侵害学术的和民主的公共权力，这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表现。大学行政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大学的文化正在发生变异，变得以权力为追求而不是追求学术，这就扭曲了大学的价值观，和大学精神相悖。
    和徐显明校长一样，诸多大学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痛陈行政化之弊，家家可说出一番“血泪史”，但真要改革，又受制于环境与体制，动则得咎，寸步难行。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深圳，投向南方，投向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他们支持南科大去行政化，支持南科大在高教改革中充当敢闯敢试的先锋。
    从中国科大到南方科大，朱清时校长一直倡导回归大学精神，学术优先。多年的校长经历，使朱清时对去行政化有自己的理解——学术（教授为主的委员会）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员主导来制定规章制度；依法治校，而不是谁权大就听谁的；尽量减少行政机构及其人员，重新设计行政机构，使其对交叉科学发展的阻力降到最小。
    在明确去行政化思路后，南方科大紧接着出台了另一个大的改革举措：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自主招生好理解，“北约”、“华约”组成的各高校联盟正在试验，而真要做到自授文凭，可谓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意味着，南科大不会再吃教育部颁发的文凭大锅饭了，要将自己的产品（学生）通过人才市场来检验，这就回归到对学生负责，以学生、学术为大的大学精神。大学的使命就是培养人才，大学的灵魂是学术追求，大学的本质是创新。像南科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的定位，本质就在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学生受益终身的创造力、创新力和智慧。除此之外，诸如其他方面的考评、考核，诸如各项行政化色彩的评比、评级，“神马都是浮云”。
    南科大被寄予了建设现代大学体制的梦想，甚至有教育专家断言，如果南科大能成功，就是“钱学森之问”的正确答案。我们期待教育部门直面“钱学森之问”，支持南方科大的改革试验，同时，我们也期待，同处一城的深圳大学，和南方科大携手并肩，不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