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并不意味着资本管制时代重来。全球化方向难以逆转，国与国之间一体化程度还会提高，并越来越相互关联、相互依赖，跨境资本流动还会继续。依靠资本管制，阻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更多是选择性资本管制，以实现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和有序。即便在当前的非常时期，一些国家启用资本管制，也是基于对冲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的目的，多采用具有可逆性和弹性的管制措施，而非“一劳永逸”的永久性政策。因此，严厉的资本管制时代不会再现。

单独的资本管制很难有效管理好跨境资本流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管制的效率整体上呈递减态势。在当前各国的实践中，资本管制主要是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一部分，着力点是抑制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而非资本流动本身，以降低经济金融的脆弱性。从世界范围看，实现跨境资本的稳定有序流动，不仅仅是流入国的问题，还牵涉到资本来源国即发达国家的政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目前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理的国际共识还只是原则性的，要形成一套具体、可操作的国际规则，肯定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国际资本的重重阻力。

对资本管制作用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受制于资本自由流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很难正确认识资本管制的作用，对资本管制的使用还存在误区。前述的IMF政策报告中，为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入，列举了长长的一串政策清单，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大汇率弹性、外汇冲销政策、进一步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出自由化和加强审慎监管等，资本管制只是万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事实上，资本管制既不是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第一步，也不是最后一步，而应该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组成部分，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灵活应用。

对热钱的过度关注忽视了跨境资本流动的整体脆弱性。无论是IMF还是G20，关注的焦点都是短期资本流动。然而，随着金融方法、工具和技术不断创新，不同类型资本流动界限逐渐模糊，相互转化和替代也更为便捷，热钱只是一个概念而很难用于操作层面。从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构成来看，国际直接投资（FDI）越来越重要。如果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局限于证券投资和其他金融投资，那么规避管制行为会产生更多的FDI，其不稳定性丝毫不亚于那些表面上的热钱。而且，FDI中包含的债务性资本一直呈上升趋势。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一直高于经常账户顺差，以及发展中国家私人海外资产以非FDI为主，那么过去几年出现的情形是发展中国家用本国的实际资产置换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果是财富无形中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造成巨大的财富黑洞。因此，有意疏忽FDI和跨境资本流动构成的脆弱性，将会催生一种新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性危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