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6)

 

                  中南海里的大跃进

 

    除“四害”

    中南海最初的灭蝇运动，是每人发一把铁纱苍蝇拍。灭蝇的人各持一个用纸叠成的盒子，也有的人用空火柴盒，每打死一只苍蝇，就捡起来装到盒子里。每晚提着纸盒找管卫生的人报数，管卫生的人再统计上报。统计完数字后，苍蝇就被集中火化。

    灭蚊的行动，不像灭蝇那样各自为战，熏蚊子是划片由各单位分工负责，在统一时间里点燃“666”粉剂。除了在中南海熏，还在玉泉山、新六所等中央领导人的住所熏。在玉泉山熏蚊子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事故。那一年恰逢赫鲁晓夫来北京，中央办公厅组织到玉泉山灭蚊子，由于指挥协调出现了问题，结果有个人在缭绕烟雾中，迷失了方向，没有找到集中地点。等烟雾稍减弱后，人们分头寻找。后来发现他蹲在一个树坑内，已被熏得喘不过气来，救出后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

    在中南海除“四害”的过程中，闹得最兴师动众轰轰烈烈的，就是轰麻雀。对麻雀进行全面围剿，方法是以各种器具轰打麻雀，使麻雀不停地飞，无法落地和吃到食物，最后累裂了肺而死掉。

    一清早，中南海各机关的人带着红旗、长竹竿、气枪和鞭炮登上各自的办公楼顶时，看到红墙外四处的房顶上都站着人，都手执各种颜色的旗子、扫帚、毛巾、衣服或布条吆喝着，敲打着锣鼓和脸盆，整个北京像开了锅一样翻腾起来。

    中南海里没有那么多锣鼓和鞭炮，就找来自家的脸盆敲打起来。参加者们觉得很有趣，也很兴奋，大家戏闹着，轰赶着……

    到下午一两点钟后，因为麻雀始终处于不断飞行状态，无法停留在房檐或树梢喘息，开始精皮力竭而坠落，飞着飞着自己掉下来，摔在地上死去了。

 

 

 

    大“炒钢”

在“大跃进”年代，除了粮食等农作物生产高指标外，就是把钢铁产量提高再提高。

毛泽东在谈论到超英国时，也是算钢铁账：“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因此在“大跃进”最热火朝天的时候，提出“以钢为纲”，要“钢铁元帅升帐”。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而当年鼓足干劲的8个月里，才生产出450万吨钢，还剩下不足4个月，却要生产620万吨钢，要实现这个难以企及的指标，只能寄希望于运动和高潮。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其他行业“停车让路”全民大炼钢铁。

中央办公厅成立了炼钢指挥部。中办各单位都有一名干部任炼钢负责人。政治秘书室的土炼钢炉，建在来福堂东、居仁堂西的甬道边。

离他们不远，是“后楼”的土炉子。后楼炼炉的炉长是鲁琦，炼钢总指挥是贾步彬。机要室的土炉子，建在西楼西墙外，在收发室南边。警卫局的土炉子则有几处，万善殿、东八所附近都有。                    毛泽东在中南海看炼钢

    炼钢需要原料铁，开始的时候，都靠各单位自己想办法搜扒，许多人把自家的一些金属器具捐了出来。但这还不够，就到处踅摸，简直到了看见什么和金属沾边的东西都想往回敛的地步。为了找废铁，秘书室的炼钢负责人，带着人把游泳池附近的一扇铁门给卸了。                  　　           　某县集中6万人搞大炼钢铁

    所有的人都有很高的热情，但对炼钢实在是一窍不通。焦炭点着后，火力不够，烧不红铁块，人们就轮流着抱着铁管子用嘴吹火，根本无济于事。又请木工做了木风箱装上，由几个人轮流拉风箱。

    火一烧起来就不能灭，要直到一炉钢炼出来，24小时不能离人。秘书室的干部就这么炼了十多天，中办炼钢指挥部一个劲儿打电话问，可一斤正经钢也没炼出来。请来懂行的人来指导，来人看了看说，这样根本炼不出钢。但他们根据现有的条件，提议可以炒钢。

    炒钢是把砸碎的铁料和焦炭按一定比例放入炉中，达到一定的温度后，人们就手持钢钎来回翻搅。使炭渗到铁里，实现铁到钢的转化。后来中南海里各单位大都是变炼钢为炒钢。机关干部们在那里炒钢，像在大锅里炒菜一样。

    “我们炒出钢来了。”中南海里各单位纷纷向中办炼钢指挥部报捷。指挥部通知各单位，合格的钢由国家收购。秘书室的成绩不小，炼出的小钢锭卖了500多元。

    就在炒钢出了一些成品后，毛泽东来到几个炼钢点视察了炼钢的情况。他看到了合格的小钢锭，虽然没说太多的话，但人们看到他脸上洋溢着满意和兴奋。在机要室的炼炉前，他还和全体炼钢的干部们合影留念。

    据说在全民大炼钢铁的时候，宋庆龄也在她住的院子里，建了一个炼炉，用扇子扇着火，大炼钢铁。

 

 

    宋庆龄的后院砌了个炼钢炉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宋庆龄那宁静的小院，也没能挡住炼钢热浪的渗入。

1958年10月中旬，上海人民搞土法炼钢，宋庆龄副委员长对她的秘书说，虽然她很喜欢树木，但是为了炼钢，宁愿牺牲一些树木和花草，在院子里砌个炉子，这样可以让大家参加炼钢。她的秘书和花匠、厨师、管理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就自己动手，在三小时内砌起了炉子。这一支炼钢队伍，每天早上六时开始，一直炼到夜晚。产量最高的一天，七个人炼出155斤钢。大家的手上磨起了血泡，腰也累得直不起来了。一天早上，宋庆龄还到炉前，亲自为他们掌钳，让青年人抡起铁锤在通红的钢块上锻打。

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萧远音说：“看见机关干部在那里炒钢像在大锅里炒菜一样，我大开眼界，钢铁竟然能这样炒出来。”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则说：“刚上初中的我们，还没有资格动手炒钢，那是高年级的事，我们只是设法收集些废钢铁什么的。那时，看见钢铁就敛吧。我记得四中有辆教学用的汽车，在那段日子里，水箱不知让谁拆走炒钢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荒唐，尽干得不偿失的事。”

 

 

                       三年大饥荒

 

    在政府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其实，从1959年至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

1960年，经过了三年“大跃进”，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

    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粮食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四川省领导人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里的人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四次负增长，四年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实际上净减1000万）；安徽省1959-1961年间，三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河南省三年总人口净减238万人；湖南省三年间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三年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三年大饥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公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公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田比高低。

    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数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43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昭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       农民大炼钢铁的土高炉

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是受灾地区，入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1960年7月，在我国粮食非常紧张，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是同意了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的要求，借给他们8-10万吨大米，存放在我国，待越南需要时运去。那时，越南政府一度库存粮食只剩下2万吨，还不足全国半个月的供应量。中国当时的许多人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选择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

    1960年夏，我从云南昆明回湖南省嘉禾县老家农村探亲，在路上就看到有野狗在山地里刨东西吃，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狗在刨地里死人的尸骨吃。我父亲50岁刚出头，是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得水肿病死亡的。我伯父、外婆（在我家生活）都是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因饥饿先后去世的。我们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像我父亲这样50岁左右的“老后生”几乎全部死亡。在那三年饥荒的日子里，全村只有三户干部（生产队长、会计、出纳）的妻子生了小孩。听了母亲的哭诉，我的心里实在难受。我村的后龙山，我们小时绿树成荫，现在到处是光秃秃的了。当时给我的印象，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凉世界。

    三年大饥荒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在正常情况下，每年人口要增加1000多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与李南先生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而1994年出版的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2005年9月，民政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不正常死了多少人，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