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7)
四川调粮风波
四川历来就是外调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2亿斤，平均每年外调32.54亿斤，但每年还略有结余。在1958年“大跃进”的极“左”路线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8年外调粮食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32.54亿斤增长一倍还多。
由于外调任务过重，粮食库存被挖空，农民实际留粮水平锐减。1959年四川农民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猛降为278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260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378斤的留粮水平。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也压低到每月21斤，大大低于全国城镇平均27斤的水平，后来还要求机关厂矿职工每月节约两斤，只有19斤。
外调粮食过多，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导致营养严重缺乏，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1959年完成中央外调粮食任务后，四川农村由于缺粮面大，开始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的情况，1960年矛盾更加突出。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阎红彦在出席全国财贸、粮食会议期间，也曾多次向中央分管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反映四川缺粮的情况，要求减少外调任务并且按照省委的意见表明：四川的浮肿病和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必将导致死人大增加的严重后果。
当时，全国粮食紧张形势也越来越严重，许多粮食调入省份纷纷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一再要求减少外调，中央的粮食调拨计划难以落实。为此，中央多次发出紧急指示或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省市务必完成粮食调拨任务。
有一次，中央召集各省市区在京开会的财贸和农业书记讨论粮食问题，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在说明中央处于困难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修改后的调拨计划，要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任务，但会上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一再说服，几乎到了“乞求”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请周恩来总理出面做工作。周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指驯鹰时不让老鹰睡觉）好了。”
到1960年底，全国形势更加严重，许多城市、厂矿和灾区不断向中央告急，要求增加调入，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的存粮只能供应几天，已面临脱销的危险局面。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必须按期按量完成并突击运粮的死命令。省委收到的电话通知，主要内容是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讲到京、津、沪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当时省委正在开会，李井泉激动地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文革中就把这句话当作李井泉搞“独立王国”，想当“土皇帝”的“罪证”）李井泉对过多调拨四川粮食有意见，最后省委还是决定：我们只能坚决服从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挤出粮食，继续外调。
京、津、沪的同志们可曾想到过，是四川农民用生命替换和拯救了他们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啊！
四川省委在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和工作上也有几点失误：即农村公共食堂解散晚了、社员自留地恢复迟了、反瞒产私分错了，极大地影响了群众抵御饥荒的自救能力，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人口死亡。
廖伯康等人向中央反映四川实情
由于中央在“七千人大会”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的学习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四川到会的有些同志对死人过多的问题反映强烈，对中央过头调四川的粮食也有埋怨情绪。四川省委进行过初步检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四川过头调粮的问题作了重要说明，但仍有部分同志有意见。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成为“李廖死党”特别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重大“罪行”，有的人认为是“只管讨好上级，不顾群众死活”，是“保官位”，甚至说“李井泉的政治局委员是靠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的生命买来的”……廖志高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任四川省委书记分管农村工作。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他们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胡耀邦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的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党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
入座后，杨尚昆首先打消廖、于的顾虑，要他们讲真话。
杨尚昆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同志看了。”杨尚昆又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杨尚昆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细情况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1000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还不止。”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根据这些情况估计，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杨尚昆说：“在和平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上、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说了自己的看法：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还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每人每天2到3两米，折合新称只有1到2两米……”
杨尚昆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7月2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邓小平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这些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阅后转给毛泽东。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了于克书写给毛泽东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最后揪出了一个“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重庆市团委的五个副书记被撤了四个。于克书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职务。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员才得到真正平反。
三年困难时期广东的瞒产私分
广东的“三年困难”是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那时，广东农民就靠偷东西吃了。1958年底还有些没挖完的木薯、番薯，最紧张的就是1959年。有什么就偷什么，什么能吃的都偷。
那时，东莞的农民天天偷鱼偷虾吃。河里的鱼虾都不允许抓，规定由队里抓了卖给政府。因为不让人抓，长得很大。偷也得够胆。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虾壳挖个坑埋起来。他们还偷地瓜、甘蔗，偷吃完甘蔗渣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倒掉，一点踪迹都不能给人发现。再没有东西吃就吃猪，从猪场偷。还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挖一头死了埋在地里的牛，民兵过来了，偷牛的人吓得急忙逃跑，民兵们检了十几斤牛肉。
1960年招兵，全县体检了360人，合格的只有一个，其他人连90斤的体重标准都达不到。
后来一位当地干部说：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实际上不是偷，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但那时人家说是公家的。我们要生存，不能饿死嘛!这是大地赋予我们的条件，我怎么不能去拿？
当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瞒产私分。后来广东搞“反瞒产”，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瞒产私分，严重起来也是从1959年开始的，一位大队干部，有一个队长要把地塘(晒谷场)上的劣谷分给社员，求得了他的同意。恰巧一个社员偷了生产队的稻谷，被人发现他有饭吃，检查到他家，他不敢说是偷的，说是队里分的。问题就暴露了，那位大队干部就被撤了职。
1959年初的瞒产私分一直惊动了毛泽东，他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上批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又说：“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
但瞒产私分在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贬义词。广东省委也不认为粮食已很紧张，反而以为目前农村仍有大量余粮。于是首先在东莞召开干部大会，会上报出瞒产粮食4000万斤，可能还有一二亿斤。接着在雷南县发现瞒产粮食7000多万斤，相当于原报产量的50%。由此在全省开展了“反瞒产”斗争。随后，由广东开始的这场斗争一直扩张到了全国。
正是由于广东人敢于瞒产私分，因此在三年困难时期，广东饿死的人不像四川等其他省份死的那么多。
河南一个公社的大跃进悲剧
原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王泓奉命到河南叶县的旧县公社担任公社书记。他们下去时，国家几个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他们作动员报告，都比较笼统地说，现在农村出了问题，情况比较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他下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只有人祸一条。他们下来是为大跃进擦屁股的：尽快制止人口非正常死亡；恢复农村瘫痪的政权；恢复农业生产。
河南是全国大跃进的先进省，旧县公社门口不远处有新建的一座庞大的大礼堂。当地干部说：“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400多间房。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社办工业方面，除化肥厂没有建成外，已建成的两个厂子，一个是把全县所有的铁匠集中起来，办了个飞机厂，没有钢就搜集农民的农具，据说还真的打出一架飞机，就是没有发动机不会飞。另一个工厂是专给牛做牙刷的，以为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这时已经解散了，厂房里还堆了许多已做成的牛牙刷。
农业生产，1958年起就处在半停顿状态。丰产不丰收，好多庄稼都糟蹋在地里。男劳力基本上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剩下的妇女社员很快也患了浮肿病，还加上子宫下垂，基本上不能下地干活了。王泓问过一些人，说自己也有浮肿病，不能说一点活也不能干了吧？这话把一位妇女主任逼急了，她说：“现在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体外，挂在裤裆里，不信你来看我的!”说着就脱裤子。王泓赶紧阻止她：“别!别!我信!我信!”
大搞水利，修了两个水库，大坝上只是堆了大量黄土而已，连个泄洪道都没有，白白耗费了大量民力。
食堂是饿死人的最大祸根。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是绝对动不得的，而且一村办一个食堂还嫌小，要两三个村合办，群众说，吃不饱饭还要跑几里路，来回一走，吃的那点东西都白吃了。
食堂解散后，一天一位支部书记打电话给王泓，说他那里发现一位寡居老太太用鸡糞摊饼子吃。王泓马上去看她。见面后，才知情况更为严重，那时鸡已很少，她怎么能攒到鸡糞呢(小柜还有半柜)？看来她早作了长期打算，而且说食堂化时，她吃不饱就拿它来贴补。王泓愧疚得无地自容，哭了，老太太哭了，其他的人也都哭了。
农民没吃的，挖点野菜，扒点树皮，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是扒社会主义的皮；你要是晚上出去搞点代食品或出去逃荒，民兵发现了，可以随便开枪，打死不偿命。农民们说：逃荒不让逃，没饭吃还不让瘦，说面黄肌瘦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检查团来了就得把你集中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让见人。有的忘了开门，两三天就全饿死了。反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搞清楚。但有两个底：一是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全社死绝户占7%。
刘桂阳反对人民公社案
1960年7月26日下午，一个年约20岁的女青年在中南海北门外围墙上一口气贴了6张标语，警卫战士一看都是反动标语，就把她带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听候审理。
审讯开始：“你叫什么名字？”“刘桂阳。”“多大年纪？”“20岁。”“哪里人？”“湖南郴县。”“干什么工作？”“鲤鱼江电厂运煤工人。”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门外张贴打倒、铲除人民公社的反动标语？”
“现在农民生活苦死了！这些情况只要让中央知道，就是明天枪毙我，也心甘情愿。”
“你不知道张贴反动标语，攻击、污蔑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是犯罪吗？”
“我想过，‘打倒人民公社’是反动的，抓起来，要么宽大，要么枪毙。但是，只要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死了也没有关系。”
刘桂阳的话没有打动预审员的心，被认为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责令解回郴县，由当地法院判处了5年徒刑。
刘桂阳是郴县发电厂工人，共青团员。当年6月，她接到衡阳老家弟弟的一封信，信上说生活很困难，父母亲身体不好，都患了浮肿病。她回家一看，原来不只是自己家里苦，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样。她十分气愤，就一股脑儿把怨气全发到人民公社制度上。她认为党中央、毛主席是不知道农村情况的，如果能上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贴上几条标语，他们就一定会知道了。于是她写了“打倒人民公社”等12条标语，临走时还给丈夫留了一张纸条说：“我24日远离家乡，为挽救全国人民献出自己的力量，也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假使如此，望你把小孩抚养成人。”
不久，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在刘桂阳尚未判刑之前就告诉有关同志，把她送回郴县，对她反映的情况认真地调查后再作处理。没想到郴县法院还是判了刘桂阳的罪，刘少奇很生气，对这种不作调查、草率下结论的作风很不满意，他责成湖南省政法机关进行复查。
1961年1月10日，刘少奇接到湖南方面的调查处理报告，上面说：刘桂阳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是她把“农村人民生活苦死了”归咎于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以至于提出“打倒”、“铲除”人民公社，这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她贴标语的动机和目的是让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情况，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不是想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她一贯表现良好，所以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划为反革命，不能判刑。省公安厅认为可由原审判单位撤消原判，予以释放，并与她原工作单位协商，将她仍留在原单位工作，但要耐心教育。
刘少奇在报告上批道：“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认识上和做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撤消原判、恢复工作，特别是张平化、郴县人民政府及鲤鱼江电厂负责同志找刘桂阳谈话后，刘桂阳感激涕零，一再检讨自己的错误做法。
刘少奇去湖南视察时特意又向省公安厅长李强询问这个案件，并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么？无非是根据她写了 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她相信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