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高龄的黄冕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博士导师王育济院长的导师。虽然耳朵有些背，他老人家身体依旧很硬朗，我们经常见他步行到学院拿信。黄先生十分关心学院的近况，也是历次赈灾中捐款数额最大的一位退休教授。听说先生年轻时记忆力极好，凡见过一次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忘。

    今年即将42岁的我是黄先生名正言顺的徒孙，有点类似家庭中隔代亲的缘故，我也很愿意和他老接触。怪我长得有些老相，连儿子小时候见了毛主席的像都喊爸爸。前天下午在校园里看到黄师爷，手里提了一个布包，就上去帮他提。黄先生一时没认出我是谁，又见我与他一起慢慢同行，就问：“你也退休了？”我哭笑不得，贴近他的耳朵大声说：“黄先生，我是您的徒孙啊！”“啊——？”他老没听清。我又说了一遍，先生问：“你叫什么来着？”我说我叫杨加深，是王育济老师的博士。黄师爷一下想起来啦，高兴地说：“杨加深，对对，你是副院长啊!”我说是，他接着说：“副院长还有方……？两个字……？”我说是方辉老师，师爷说：“对对，学考古的。还有张友臣、赵兴胜，都是副院长……赵爱国是书记。”学院班子里的人，他老竟然一口气全说上来大半。在由衷佩服师爷记忆力的同时，我也暗自为老一代学者对晚辈们的关心而感动。

    过了一会儿，黄师爷好像意识到了问我退休一事的尴尬，就又问我：“你今年有三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