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弃了战争年代延续至今的运动式管理模式，开始逐渐走上了常态下的规范化管理，这是中国政府一个很了不起的管理进步。

　　尤其是近几年来频繁的“问责制”的启动，至少在权力与责任的两端，开始向责任一端倾斜、而不再是强调权力。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的繁盛，其实是由权力而不是责任推动的，并且我们还知道，问责制其实吓不住那些毫无责任感的官员，不过，责任意识的觉醒依旧很了不起，虽然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被动的觉醒。

　　与西方政府一般来说采取使用制度设计来制约权力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有点另辟溪径，采取责任或问责来制约权力，这也算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管理发明。问责制有点类似于奖励与惩罚两端中惩罚的另一端。稍微懂点管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问责只是负面的事后行为，远比不上表扬或夸奖正面的管理作用大。这依旧是中国特定国情下的特殊管理之道，既：从早先的表扬树典型的一端，走向了问责的另一端。

　　这个话题是由最近的“天价过路费”而引发的，交通部对于天价过路费的回应“正在研究低标准收费系统”。

　　这个逻辑关系的反义是：是不是没有天价过路费，交通部就不研究低标准收费系统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交通部乃至中国政府必定有一个目标。只是我们并不知道：第一，“天价过路费”这个问题，是否包括在目标之内？如果不包括在内，我们如何来看待目标之外的问题？第二，问题会打断目标的进程吗？就如同“全球变暖”这个意外事件，阻止或变相改变了许多政府组织既定的目标进程。第三，更本质的，组织管理究竟是由目标驱动的、还是由问题驱动的？

　　有一个对比：早在文革时期，周恩来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直到他辞世也没有见到四个现代化的影子。相反，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且在他谢世之前就已经实现了成果。当然，这并不是区分宏大目标与务实目标之间的差异，而是想说明这样一种真相：邓小平小康社会的目标，来源于一个微小的问题，既：如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假如邓小平当时就提出来“如何让全社会共同富裕”？反而不着边际。这也体现出了目标与问题之间的区别：目标通常来说是越宏大越好，问题却往往是越微小越好。　　

　　至少，当下中国政府真实的管理进步，主要是由问题、而非目标驱动的。

　　除了地方政府由GDP经济指标（其实是目标）驱动之外，中国整个社会进步其实由问题驱动的。包括了早前的孙同钢被收容致死，导致了“收容制度”的消失；也包括了当下野蛮拆迁的导致自焚，引发的拆迁条例的呼之欲出。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引起公众注意问题的出现，都会引发一场社会变革。

　　相反，目标引发的管理进步却寥寥无几。中国政府----包括了下属各个部门----几乎每一年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目标，但能够兑现的却并不多。最搞笑的就是铁道部多次宣布“一票难求”将成为历史，但年年春运都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某种程度上，目标等同于承诺。达不到目标，承诺也就落了空。

　　事实上，目标与问题，是组织管理的一体两面。正面看是目标，反面看是问题。就如同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方向是目标，打断目标意外是问题。

　　这并不是强调目标与问题两样都不能少，而是表明这样一种看法：目标其实并不驱动管理进步，而是问题更能揭示管理的真相。或者说，一旦目标确定，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解决一个个的问题或意外。并且常常出现问题改变了目标，转而走向了目标的反面。就如同“全球变暖”这个意外事件，阻止或变相改变了许多政府组织既定的目标进程。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于目标管理有一种天然好感，并且常常无师自通，就如同农民起义都需要一个目标一样，相反，对于常态下的问解管理却有一种反感。

　　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以目标的名义，消灭或试图消灭问题或意外，并且不会把问题或意外看作修正目标的时机。就如同早先一些地方政府强硬的下达招商指标，并没有把完不成目标看作是目标本身的错误一样，反而以目标管理下绩效考核的名义痛责下属。从这个角度来说，修正或终止目标的只能是（横向的）问题，而不是纵向的目标管理下绩效考核。通俗点说，目标本身不会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是通过问题这面镜子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丑陋。从这个角度来说，绩效考核是与目标管理相匹配的一项技术，它与相反的问题管理恰好相反。　　

　　通常情况下，问题发生在组织外部、而不是组织内部，这也恰好与目标管理相反：目标是组织内部的一项设置，并且主观臆想的成分很强。而一旦受到组织外部问题或危机的冲击，就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智慧的、明智的、很聪明的检讨自己的目标，另外一种就是固执的、一根筋的坚持目标而毫不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管理，通常是把一根筋的坚持，视为一种难得的品德，而实际上，明智的检讨自己的目标，才是一个管理者应该具备的智慧。

　　当下的中国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智、越来越智慧：第一，敞开组织大门，倾听组织外部的声音（虽然有些声音很难听），至少，暗合了真正的有效管理，其实是组织内、外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换。第二，智慧不再仅仅属于少数所谓精英，普通大众同样也具有一种智慧。而普通大众的智慧之所以比所谓精英更睿智，其实是由于它们的角度不同、而不是谁比谁更高明。第三，凡是能够得到落实的目标，必定通过了事先问题的质疑。这也是目标能够顺利实施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这个角度来说，看似有点固执僵化的中国政府管理,其实一点都不愚蠢，至少比一些习惯于个人专制统治的民营企业，更高明也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