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 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也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一计。战国时期齐国之王子为争夺王位而谋反，被田忌、孙膑镇压，作乱王子亦被杀。魏国大将庞涓为搞乱齐国，收养、扶持与齐国作乱王子“酷似”之牧童，并教以王宫生活，然后送至齐国，假借原叛乱王子之名纠集其原部下继续叛乱。此计即叫“借尸还魂”。此计原含贬义，在这里使用似不适当，但一时确实找不到更合适之词汇、字眼来概括小平谋略，故只好暂时借用一下，贬词作褒义用，小平用此谋略，一是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以便正确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左”倾错误，有借“钟馗驱鬼”之意，三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四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凝聚全国人民向心力，齐抓现代化建设。
首先，在思想上，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 实事求是，强调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一是反对“两个凡是”论，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第一，强调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党的指导思想。他在1975年时说：“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4页]。在1977年，他就开始用毛泽东思想来反对、批判“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前书，36页）第二，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不能割裂开来。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的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同前书，39-41页）第三，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同前书，64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前书，109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同前书，121页）二是批判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违背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之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批判，就因为他们不仅搞乱国家政局，而且搞乱了人们思想。正如小平所指出的“林彪、‘四人帮’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学习，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同前书，91页），他们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狐假虎威，打着毛主席牌子、背着毛主席、利用毛主席干坏事，反对他们就必须正本清源、斩草除根。小平说：“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同前书，36页），“‘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只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同前书，40页）“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同前书，114页）三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1979年7月29日，小平在接见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说道：“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前书，175-176页）
其次，在政治上，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与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的。客观讲，毛泽东是我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在1921年7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和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领导了秋收起义，制定和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并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提出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他的一生，同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历史紧密相联；我们取得丰功伟绩，也与他的卓越领导分不开；但是，我们建国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失误、过错，又与他晚年错误直接相关；特别是打倒刘少奇、批评邓小平，他都负有很大责任。故而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又敏感、重大的问题。作为襟怀宽阔、坦荡的伟大战略家和高度务实的成熟政治家，小平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创造性的智慧，面对这一历史难题，给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经受住了历史考验，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一是高度重视对毛泽东同志评价问题。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同前书，256页）“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同前书，263页）“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同前书，262-263页）可见，小平是非常清醒的。二是如实、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评价的原则是：“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同前书，258页）正确的评价就是：“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同前书，303页）“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同前书，312页）也就是要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评价的态度也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尽可能客观、公正。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同前书，273页）“这个意思”指对毛泽东评价要“合乎实际”，合乎实际，“站得住脚，益处大”。他还多次强调了这个态度问题。他在讲到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时，他反复说：“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同前书，260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前书，256页）“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同前书，261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同前书，265页）这是有眼光、有见地的。三是，正确评价毛泽东是为了更好地区分毛泽东思想与他晚年的错误，是为了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小平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前书，264页）“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前书，255页）我们要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指导我们前进。
再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永远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要永远把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我国的缔造者来纪念。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说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他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同前书，303页）当法拉奇问及是否要拆掉毛主席纪念堂时，小平说：“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同前书，309页）
历史不会忘记，是毛泽东把刘少奇、邓小平当作赫鲁晓夫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历史更会永远记住，正是邓小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既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分清了他的功过是非，正确划清了毛泽东思想与他晚年所犯错误的界限，也区分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四人帮所犯罪行，帮助全党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时又丝毫无损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而且更具价值的是，使毛泽东从个人迷信的神坛中走了下来，使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伟岸，更加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