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房子从来都是国人安居一隅的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但超越中国历史，纵览世界各国民居状况都可以发现，除了少数几个像印度孟买等贫富差距这样巨大的城市之外，住房问题几乎不至于像目前我国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样——面临着如此之大的压力与困境。此次北京两会之际，北京市住建委表示要在五年内解决住房难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住房难对于北京市政府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头痛的问题，以至于要承诺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困难。而事实上，对北京而言，令政府头痛绝不止住房难这一件，像看病难、上学难，甚至包括交通拥堵等，也是广受诟病并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挑战的社会现实。

　　而住房、教育、医疗、交通之所以会在北京等一线城市遭遇目前的困境，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些城市聚集了全国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各种资源。我们知道，北京的房价之所以会一路飞涨，其根源性原因除了某种绝对意义上的供不应求之外，更有植根于发展极底蕴的级差收益形成的获利预期使然。尽管一方面有数字显示，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例只有1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8%，更低于日本的44%，美国和德国的42%，资源在空间的积聚程度上的严重偏低导致整体上的级差土地收益就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资源在部分城市的过度集中，给这些城市里包括住房、医疗、交通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造成难以缓解的压力。

　　这儿应注意的是，这种非机制性的混乱集中完全模糊了城市发展定位和战略走向——其内部则是一个中心的摊大饼发展。这是违背城市、城市集群发展规律的。例如，德国的城市模式在于它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定位。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汉堡是最绿的港口城市、贸易中心；慕尼黑是博览会之都、啤酒城，以及因乡村风格而得名的“百万人村庄”；科隆是媒体业中心、香水之都和化工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杜塞尔多夫是模特之都；多特蒙德是煤钢基地；莱比锡是历史名城。在德国，城市即使再小也很自信，这反映在他们的居所选择倾向就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但在中国则是“小富进城，大富进京”，大城市因为聚集了无所不备的各种资源，所以国人的吸引力从来都是最大的，进不进，只是财力的问题。

　　去年12月7日，在笔者参加在深圳大芬油画村举行的“关于城市更新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峰论坛”之际，首次提出了深圳大芬村应建设“中国文化创意产业ＣＡＤ”的全新概念。之前的2009年7月11日，在出席“第二届中国城市盛典·市长投资峰会北京分会暨中国国际投资环境、投资项目推介会”时，在以“城市资本化动作中亟待解决的几个战略热点问题”为题演讲时，笔者指出，从CBD到CXD：城市中央商务区版本升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CFD（如金融街），CID（如中关村）等N种具体形态。

　　由此，笔者以为，需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每个城市应就自身产业、产业集群发展内在规律做出科学定位的，不仅仅是城市中的CBD、CSD，还有各个城市自己也应该在结合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打造特点不同，风格迴异的城市。而目前这种单个城市承担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信息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等等N个中心在内的“混合中心大而全”的城市设计格局，显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