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基数效应、翘尾因素以及国家对物价调控决心等因素，短期对通胀的担忧不必过大，但我们更应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风险。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通胀的长期性压力。
第一，从要素结构上看，中国已经步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通道之中。刘易斯的经济理论中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部门，一个是现代的工业经济部门，“刘易斯拐点”以前，农业经济部门几乎可以为工业经济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然而，随着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逐步下降，农业部门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几乎无限度的供给工业部门，这预示着，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而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带动价格普遍上涨。
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上涨渐成常态，长期“工农价格剪刀差”得以回补，农产品价格进入趋势性上涨通道。就拿蔬菜价格上涨来说，由于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抬高城镇化成本，过去10年，我国城郊“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不断向远离城市的农区转移，打破了原有的“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农区补充”的生产布局，目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不足30%。以北京、上海为例，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步伐加快，周边城市化用地不断征用，菜地变高楼，北京石景山、朝阳、丰台等区域的蔬菜种植面积已从17万亩缩减至1万亩以下，蔬菜自给率仅有10%。而据上海市农业部门统计，2009年，上海市基础设施好、生产能力强并且以种植绿叶菜为主的近郊，常年种植蔬菜面积比2008年减少1.6万亩，减幅为9.3%。北京、上海的情况是全国的缩影，由于城市的过快扩张，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低回报率及农区新建菜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运力紧张，致使在整个种植产销链上的各个环节层层加价，等等因素共同推动菜价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有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增长红利的衰减导致了我们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特别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利润（中间层）迅速变薄，这样，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制造业的大量资金有游离出。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对GDP的影响太大了。据测算，按照中国经济平均10%的增速，房地产业每年约为GDP贡献2－4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房地产投资对关联产业的带动系数约为1.93，房地产业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20多个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其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牵动整个宏观经济，在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房价怎么会降下来呢？
因此，中国通胀问题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不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方式不改，结构不调整，这个局面仍然难以根本改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只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关系上寻求平衡，那么短期经济政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