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9日召开的2011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交通部综合司副司长蔡玉贺透露，交通部正在研究公路收费标准和体系，现行收费公路最高收费年限的30年标准可能会延长，同时收费的标准将下降。

在河南禹州农民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事件使中国公路高收费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时，交通部官员这番关于降低收费标准的表态可谓来得及时，令人欣喜。但欣喜之后，再分析蔡司长这番话的前后背景，却又不免令人惴惴。因为蔡司长的所谓降低收费标准是以延长收费年限为代价的。蔡司长称，国外很多收费公路可以收90年甚至100年，中国目前收费公路最长的年限是30年。因此下一步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将采用延长收费时间来实现。

言下之意是，中国公路收费之所以“看起来高”，是因为收费年限太短，如果可以把收费时间也延长到“90年甚至100年”，那么，中国亿万路人承受的过路费之苦就可以瞬间减轻了。

这个办法如果在中国房地产业兴盛之前提出的话，或许还真能大幅度减轻过路费缴纳者的心理痛苦，但在2011年的今天使出来，恐怕就不那么灵光了。“房奴”们都知道，向银行贷款时间越长，还给银行的利息就越多，替银行打工的时间也越长。从本质上讲，“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跟“贷款买房，按月还贷”是一个概念，还贷时间越长，房奴就当的越久，如果中国现有收费公路真的全部变成“百年老店”，那国人离成为“路奴”也就不远了。

事实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常对辖境内公路打的主意就是千百百计延长收费年限，比如将收费多年、经营效益较好的公路“改头换面”，违规重新批准和计算收费期限、对较短期限内能还清贷款并有合理经营收益的收费公路，也批准按规定的最高收费年限30年收费等，从这个角度讲，蔡司长的建议正可谓投其所好，只要收费年限的硬杠杠被合法延长，收费标准的问题则不难操作。

中国的公路收费问题之所以令人愁肠百结，绝不是如蔡司长说的算好一笔收支平衡的经济账那么简单。把公路收费时限延长，貌似过路费可以被平均下来，但这仅仅是表象，在消费者缴纳的过路费里，除了银行贷款、利息还有庞大的征收成本，每个收费站都养着一群人，收费时间延长一年，就意味要多养这些人一年，如果真延长一百年，全国消费者为此多支付的就可能是个天文数字。这不是危言耸听，据报道，2005年某省全省干线公路通行费收入扣去征收成本，余额还不够偿还省级统贷统还贷款的利息。

蔡司长关于降低过路费收费标准的言论是在一个叫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的专业会议上发布的，这个会议上透露的其它数据显示：2010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8%，该比重比发达国家高一倍。中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这些数据触目惊心，其影响已超出物流业范畴，某种程度上讲，高昂的过路费在拉高物流业成本之后，已成为中国高物价的间接推手。拿目前最受关注的茅台酒为例，从贵州省生产出来的出厂价格为每瓶600元左右，但到消费者购买环节的价格就超过1300元/瓶，中间环节的成本远高于出厂成本，其中运输物流占了重要部分。人们在讨论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在美国价格反而会比中国低时，物流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把产品从上海运到纽约的费用要比从上海运到中国国内其它地区还要便宜。

既然过路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那么，有关部门就必须抛弃类似以年限换降价这样取巧的数字游戏，而以实事求是真心为民的态度加以应对，在1月18日，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称未来目标是要全部取消二级公路收费，这一承诺就很实在，如果有个确切时间表则更好。2010年，中国税收77390亿元，如果说26年前推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是由于财政还比较紧张的话，当政府资金充盈时，完全可以尝试通过回购的方式直接减少收费公路的数量，还路于民，实现税收的民生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