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炎帝、蚩尤
一、黄帝
黄帝，有熊部落方国之君“少典”之子。“少典”极有可能是其死后，按其治理有熊部落方国已“小有典章制度”所上的谥号，其真实姓名无文字记载可考。西陵氏之女附宝是黄帝的生母，“西陵”是为部落之称，其主政之族姓姬，故黄帝以其时沿袭母系氏族从母为姓之制而姓姬，出生于穷山（汉以来称“桥山”）东南的青丘，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轩辕之丘”（综合《归藏》、《春秋命历序》等书所载）。黄帝继其父为有熊部落方国的军事领袖，以其最初的封爵“公孙”为氏，名轩辕。军事领袖之职称曰“帝”，在其死后，以其重视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生活之功，按土地之黄色，上谥号曰“黄”，故史称其为“轩辕黄帝”。
王通谈史，有感而言：“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文中子中说·述史篇》)中国自立于文明之世，泱泱乎迄今近五千载，衣冠礼仪，制度典章，天文历法，音律文章，医药卫生，播道以广，莫不与黄帝肇造大一统的国家之制紧密联系。然轩辕生之于乱世，其时部落方国林立，恃武称雄，太史公谓之以“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轩辕则能转危为安，变乱为治，振兴有熊，以“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蒋子万机论》)之本，收“诸侯咸来宾从”之功。其后，安居于轩辕之丘，以静制动，以弱胜强，平息蚩尤叛乱；树七旗，只三战，制止炎帝分裂。继之，审度时势，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四处出师，以战争为手段而消除战争祸患，将一个以掠夺他人财物为时尚的乱世，建设成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引孔子语)的民主社会，开启了东方文明古国的历史先河！轩辕黄帝在这场伟业的建立之中，“劳勤心力耳目”，“迁徙往来无常处”的辛劳自不必说，然没有一种超乎于常人的大智、大勇、大谋略，再辛劳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轩辕黄帝的大智慧，深入研究了历史的孔子和司马迁都给以极高的历史评价。孔子说：“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孔子集语·主德》)。司马迁深然是说，述史而加引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黄帝聪明睿智，建此伟业，使我中华民族以一个古老而又文明的泱泱大国雄立于世界东方呢？对此历史问题做一点探讨，鉴往知来，于我们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伟大复兴，是会有重要意义的。
轩辕黄帝的聪明睿智，主要是他学哲学，用哲学，办一切事情都以哲学理论为指导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很多记载的，只是，自汉代以来，在一片神鬼吉凶、宿命轮廻的喧嚣声浪之中，没人去重视这些；到了现代，在一片疑古、提出“东周以上无史”的学风之下，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这些罢了。现在，我们对此略论如下：
⑴ 黄帝的聪明源于学习哲学
轩辕黄帝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广以拜师，以学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对于哲学学习尤为重视。如“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推演阴阳之事”（《绎史》引《春秋内事》）；史传有广成子者，精通于道学，黄帝“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问至道之精”。（《庄子·在宥》）黄帝所从学者有风后、力牧、鬼臾区、果童、岐伯、伯高等多人。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失传了两千多年的《黄帝经》，就是能准确、系统、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并能理论联系实际精辟地论述治国、治军、爱地、亲民、发展经济、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等各方面道理的学术著作。
黄帝对于哲学学习的重视，是由于他学了就要用，学了哲学，脑子就聪明，就能做成事业。他是这么说的：“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似应作‘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这种对于哲学高度、深刻、集中而概括的评价，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能够用如此凝炼的文字写出来的。
⑵ 黄帝的业绩在于对哲学的运用
轩辕黄帝所建的业绩是伟大的。但是，黄帝并非神人，他之所以能够建不朽的历史业绩，完全是学哲学、用哲学、以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进行一系列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变革实践活动的结果。此依史实试作分折：
甲、建立国家制度之前。
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生命体，只要其生存，就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人类自然亦不会例外。这就是说，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大量获得社会财富，是人类本能的一种思想行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人“私欲”，这种“私欲”是永远难有一个满足的时候的。而私欲亦同任何事物一样，具有正、反不同的两面性：当着人类社会有了一整套公正、科学、健全的社会制度，以及道德规范之时，人们的这种私欲便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原动力。而当社会上没有公正、科学、健全、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没有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标准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之际，人们的私欲就会像洪水一样，会将人类社会的一切东西冲垮，甚至毁灭人类本身，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破坏力量。唯其如此，当着原始社会由于婚姻家庭的出现为人们蓄积私财创造了社会组织基础，生产的发展又提供了物质条件之后，私有制一经出现就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而这种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又使得氏族联合为部落，使战争向着更加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向不断升级。而部落经过战争中的不断分裂、重组、兼并所形成的部落方国，不仅注重战争，崇尚掠夺，以此为“英雄”，而且部落方国又恃武以战，割据地方以称霸天下，成为很难铲除的社会武装集团，其部落方国的首领们都会把如何组织、领导、指挥战争作为他们的“天职”。在人类的历史上，凡注重战争之时，必然忽视生产和破坏经济建设；注重和崇尚掠夺，便自然鄙视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如此，便社会动荡不安，财物奇缺，民不堪苦，人心思变，一场惊天动地的、划时代性的社会历史大变革，便必然会发生。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位既聪明智慧，又有远见卓识，既有广博知识、崇高社会威望，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来领导这场历史变革，同时又有一个较强的政、军合一的社会组织由他领导、组织、指挥着去进行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位领袖人物便是轩辕黄帝，这个社会组织集团就是有熊部落方国。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学习极其重视的轩辕黄帝认为，天有死生之时，因天之生可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可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服；天有死生之时，国也有死生之政。顺天时，用地利，合民心，是谓生政。治国用生政，则民富、国强、上下一心，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逆天时，弃地利、背民心、是谓死政。因而，治国好战伐，荒田地，陷民于战乱，且大杀服民，不管百性死活者，就是死政。死政之施，国必由强而弱，由弱而亡。因而黄帝治有熊，“养性爱民，不好战伐”，正是以哲学家的目光审时度势，针对其时各部落方国都崇尚战伐、重视掠夺之风，遵循物极必反规律，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其时，轩辕黄帝治理和振兴有熊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太史公记载黄帝史事之际，是在正史“不传”、杂说纷纭的情况下，以“考信实录”之法而记的，同时，对于如《山海经》等书又因其言语“怪异”而“不敢言”。所以，文字极简。如此，有些史事就在前因后果、时间发生先后上未加区分。如：战蚩尤与战炎帝的时间前后发生了颠倒；治国方略上统而论之，未分两战前后，而是都放在了黄帝肇造文明的国家之制后。其文曰：“（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此中，“顺天地之纪”者，是指组织天文观察研究，制定历法，教民依时耕作诸事；“幽明之占”者，指修订古《易》以成《归藏》，传播哲学道理诸事；“死生之说”是指与岐伯等研讨医学理论，提高防病治病医疗水平等事；“存亡之难”是指以哲理为指导，以论治国家，言存亡兴废之事；“淳化鸟兽虫蛾”则是指黄帝重视发展养殖业，以及嫘祖养蚕、推动纺织业发展，改善人民衣饰等事，“节用水火材物”土石金玉之类，是指如管仲所言封禁山川矿产资源，严禁滥加开采，避免资源浪费等事。我们读《史记》，对于这些，就不能只理解为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的事，而应理解为一个前后一贯、承前启后、各有所重的整体性政策实施。如龙门山垦荒、空桑山天文观察、灵山医药研究等史籍所载之事，都是两战之前进行的。有熊国在黄帝、炎帝的领导下，不好战伐，不行掠夺，正是在龙门山、有沃之野大力垦荒，发展农业、养殖业、纺织业，才做到富民强国，立于不败之地的。
其二，关心人民寒暖。
轩辕黄帝认为治国者应当“敬天、爱地、亲民”，“尤为爱民，与天同道”（《黄帝经》），因而极为关心百姓的寒暖。史载黄帝“命西陵氏劝蚕”（《路史·疏仡纪·黄帝》），“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通鉴外纪》），因之，才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的历史称颂。后世亦尊嫘祖为“先蚕”（《隋书·礼仪志》等），“礼以少牢”。今轩辕之丘遗址东北，有村名曰“桑园”，即嫘祖当年植桑养蚕处，其与黄帝战蚩尤所摆“八卦阵”址的八卦村、八卦遗址北的蚩尤双冢，现都为怀来县属地。古地名，古遗址、及《怀来县志》对史事的记载，可证《周易》等古籍记载不虚。
其三，振兵而不伐。
在各部落方国恃武称雄之际，不振兵而对入侵者讲仁义，是愚者；但振兵旅、以强凌弱，是蠢者。唯有黄帝以哲理指导实践，既富民强国、振兵习武，而又不兴兵征战。他认为：“守国而恃其地险者削；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大杀服民，戮降人，刑无罪，祸皆反自及也”（《黄帝经》）。
发展生产，振兵而不伐，便民富而国强；治国者关心百姓疾苦，以民为本，爱民亲民，必民心所向，上下同心，众志成城，虽有恃武称雄者而不敢侵犯。毕竟，人类的本性还是求安居、喜富余、重发展的，只是历来的掌权者固守一己私利而难以做到。有熊部落方国的富国强兵而不战，安居乐业，与其时那些背民心，兴战伐，不重视生产，致使民不聊生的部落方国形成了显明对比。由此，轩辕黄帝虽不战而威震四方，虽不言而天下归心。其周围有些部落方国或服黄、炎之德，或慑于有熊国强兵威，纷纷“咸来宾从”，这就使得有熊国疆域迅速扩大，不能不派蚩尤等为地方官到各地施治，由此而引出了蚩尤叛乱、发生涿鹿之战，又由此而有轩辕后来的“以战去战”一统华夏大地之举。
乙、涿鹿两战之际。
涿鹿两战，特别是战蚩尤，黄帝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弱胜强，运用天时、地利、人和、自然之力是古今战争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对此，我们将在《涿鹿之战》中叙述。
丙、建立国家制度之后。
轩辕黄帝之功，虽后世史书之记甚多，但最为重要的，莫过于黄帝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建立各种典章制度。《黄帝经》开篇，就有一段关于以哲学理论建立法典的论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哲学理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虚无形，其督冥冥，万物之所从生。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欲必动，动有害，曰不知时，曰逆时而动。动有事，事有害，曰逆，曰不称，不知所为用。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诬，曰虚夸，以不足为有余。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接下来就执道治国者要如何去私立公，如何平衡各方面关系，如何为君，如何为臣，如何爱民，如何治军，如何施教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系统论述。这种系统的治国理论，被后来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称之为“黄帝之道”。帝颛顼言：“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帝喾曰：“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黄帝之道而行之”（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⑶ 黄帝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对哲学的传播
轩辕黄帝正是从自己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哲学对于人们修习心性、做成事业的重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所以他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承与传播，就极端重视，念念不忘。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按着古史记载，汉代以来的学者如桓谭、杜子春、孔颖达、罗泌、罗苹、葛寅炎、家铉翁、朱元昇、朱隐老、赵道一等，都认为黄帝循伏牺八卦，改《连山》之卦序，命之曰《归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引诸家论说），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二、炎帝
炎帝与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炎帝生母为羌族之女，名曰“女登”。故以从母得姓之俗而姓姜，名榆罔，按其后世封官“缙云”为氏，其生前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其时，部落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沿袭氏族社会旧制，其职称曰“后”，后世以为“帝”、“后”都是君主之称，故以炎帝生前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以火色之“赤”称曰“赤帝”，此如《周书》之载。也有以烈火炎上之性，而谓之“炎帝”。
由于西汉末年以来将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时代名称“神农”与五帝时期的具体历史人物名“炎帝”捏合为一，以倡“炎帝神农氏”之妄说，因而，对炎帝史事、阪泉之战、阪泉地名所在等，都产生了大量的错误解释。对此，我们有必要分别进行清理、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炎帝非神农。神农，同“有巢”、“燧人”、“伏牺”一样，是先秦史家追述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依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在生产生活上所出现的不同历史特点而命称的时代划分名称，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神农”之所指，是继“伏牺”之后，社会生产全面发展到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它相当于距今八千年以来到五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也即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历史阶段。当然，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其社会发展进步，都不是一刀齐，在不同的地域，其进步总是存在着快慢之分的。就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言，按现在考古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桑干河流域进入农耕生产时期，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若以全国各地普遍进入农耕生产的时间而计，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故，《尸子》云：“神农氏七十世”。七十世者，也只是一个约略性的估计年代。《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尸子》成书在前，《吕氏春秋》撰写在后，此或误抄“七十”为“十七”所致，或以为言以“七十世”而太久而改之。《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引三国时谯周之语，则又是一种说法，言“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今人读此，或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古人谈及“神农”，会是一人一个说法呢？其实这也本不奇怪。对于人们知之不详的原始社会历史，有一些探讨性的说法，也并不稀奇。就像现在，言及古史分期，社会发展史研究者，常用“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之词以作历史分期；古人类学家用“直立人”、“智人”、“现代人”作分期；考古学家则用“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分期。具体到各个学者、各种著作的认识又不尽一致。这对于研究而言是很正常的。现在，依考古发现的大量证据而言，《尸子》所言的“神农氏”历史时期有“七十世”之久，应该说，大体上是比较正确的。古人习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多年，换言之，《尸子》之说是将距今七千多年到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这一段历史作为“神农氏”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实际的正确的说法。
“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对于这一点，中国产生最早的古籍《山海经》也是一证。《山海经》保存的上古史料是最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址、历史人物葬处、山川、河流、湖泊、古代的物产、飞禽走兽、都有记载，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对于古代具体的历史人物，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有记载，它就是没有“有巢”、“燧人”、“伏牺”、“神农”这样的历史时代名称。由此可见，编造“炎帝神农氏”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称，是多么的荒唐！
正因为“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所以，在先秦众多古籍中，都有着明确的区分。这就是，谈到“神农”称“世”，说到黄帝、唐尧、虞舜等用“时”。例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春秋时，齐桓公已成霸业，欲效帝王行封禅，管仲情知封禅做大，对桓公不利，直理以劝，桓公又不会听从，就灵机一动，将虙羲、神农等一些历史时代名临时“拉”来以充古帝王，编造“受命”、见“祥瑞”方能行封禅，以难桓公。即使如此，也未将神农与炎帝合而为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管子·封禅》)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行文述事须分上下长幼而不可以乱言。古史黄帝、炎帝并提，总是黄帝在前而炎帝在后，从来未有黄、炎颠倒而作“炎黄”者。因何？黄帝为兄，炎帝为弟，此其一；黄帝姓姬，为少典之嫡出。炎帝姓姜，在少典为之庶生。此其二；黄、炎在有熊虽同为军、政首领，然涿鹿之战后，炎帝争权欲分裂有熊，是为不德，因有阪泉三战之败。此其三；黄帝此后东西南北“以战去战”一统神州，建立文明的国家之制后，虽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但实际上受封“缙云”之职，已为臣属而不为“帝”。此其四；对于肇造国家文明之制，施行文明教化，发展科技，如统一文字、发展医学理论、制定法律、音律、历法等各方面，炎帝的贡献都远难与黄帝相比。此其五。因此，中国历朝历代举行国家祭典，都是将黄帝列入大典的五年“禘”、三年“袷”之中，上配五天神，下陪历代帝王之祖而享祭。炎帝则无此殊荣，他只是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之中，配南方天神赤帝赤熛怒、四象中朱雀一象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星神、火神而享祭。唯其如此，古人黄、炎联述，从来都作“黄炎”而从不称“炎黄”，只在刘歆、班固、皇甫谧等人的笔下，才有了颠倒的“炎黄”之辞。谓于不信，请观史实：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贾逵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黄帝、炎帝之父”；
《国语·周语》：“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韦昭注：“鲧，黄帝之后也。共工，炎帝之后也”；
《左传·昭公一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此文所载乃郯子之不详历史的荒唐语，我们引此，是因其祖述“黄、炎”尚有长幼之序而未乱；
《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
《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
炎帝非“神农”。炎帝是具体的历史人物，神农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这个问题举凡认真研究历史的古今学者认识都是一致的。因此，罗琨就说：“在先秦文献中，凡黄帝连言的炎帝或炎，均置于黄帝或黄之后”；“神农一语最早见于晚周，主要用于表示一个历史时代……神农氏时代包括了从原始农业的发明到取得初步发展的漫长历史，它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农业前夕。”（罗琨：《‘炎黄’、‘黄炎’与黄帝陵》，载《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一期）
那么，所谓“炎帝神农氏”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又是怎么造出来，而又讹传至今的呢？此中，有三个不懂历史而强述史的人物，这里不能不提他们的大名：
第一名，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之子刘歆。
刘向幼年就受到了汉武帝迷信鬼神、言及黄白之术杂书的影响，这些书是刘向之父治淮南王狱时得到的。宣帝时又欲仿效汉武，刘向言“黄金易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刘向本名）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前汉书·刘向传》）。只是，由于刘向之兄赎其罪，才留得一条性命。刘歆，是刘向诸子中最喜读书的一个，然其自幼所接触到的皆为不少家传方士所编的杂谈鬼神之类怪诞书。刘歆因读之更钻，常会提出一些连刘向也回答不出来的怪问题。王莽靠神鬼之说，图谶之谋，篡夺西汉帝位，就靠得是刘歆的谋划，因而被王莽封为“国师”（《前汉书·刘歆传》）。刘歆先为王莽谋，做了个“假皇帝”，进而又靠造图谶“赤帝行玺某传子黄帝金策书”的所谓“铜匮”天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前汉书·王莽传》）。刘歆的这种编造，就把赤帝（炎帝）说成是黄帝的父亲了，刘歆为了更进一步拍王莽的马屁，就进而索性将炎帝与神农氏合户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炎帝神农氏”之称。
第二名，是后汉的班固。
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原非史官世家，其述史是欲借以美化汉代帝王而获得政治好处。故班固曾因“私改国史”而下狱。此后，其弟班超上奏明帝说明班家的述史意图，明帝取其所述之史稿以验，读后很高兴，这才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让其述史的。
无论古今，凡以述史而媚上，为美化当权者服务，就必然要歪曲历史。而此前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史事的司马迁，已将西汉历史完整地记载到了汉武帝之末，班氏父子欲美化汉代帝王，就必与司马迁对着干：说司马迁述史“是非颇缪于圣人”，其述史“甚多疏略，或有抵啎”（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其父甚至连司马迁蒙难受刑，也用来做幸灾乐祸的诅咒，言之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后汉书·班彪传》）司马迁述史，对汉武帝抨击最烈者，莫过于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胡编黄帝成仙不死，因而劳民伤财大兴封禅一十三载，最后振兵释旅途中在涿鹿祭轩辕黄帝陵于桥山，却看到了黄帝冢，这使武帝极为尴尬。于是，班固述史，一是将桥山笔移至陕北阳周县南；二是篡改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三是凡武帝巡幸经过涿鹿县者一律不载，实在避不过者，就用“独鹿”之名以代；四是开列一个与其所述西汉历史没有丝毫关系的所谓《古今人表》，并自注以“炎帝神农氏”、“炎帝妃生黄帝”之类的胡话；五是在《律历志》中塞入一个歪曲古史系统的所谓《世经》。如此，“炎帝神农氏”这个荒怪不经的提法，就以“正史”的形式流播于后世。
第三名，就是皇甫谧。
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后在其叔母苦劝之下，始学便“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晋书·皇甫谧传》），不久因患风痺疾而改学医。二十尚不学，中途又改行。读书杂乱，而不知分析，以著述为务，必示人以博学。如此必走东拼西凑、杂相连缀、不足者兼以附会的道路了。然黄帝史事久远，历史上除司马迁有一个简略之述外，就很少有有系统的史料传世了。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杂相连缀更加附会的《帝王世纪》就被世人当“宝贝”，其错误乃至荒唐之说广为转述、流传也就不足为怪了！不信，我们可以以他对炎帝之述为例：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上面这短短的四十七个字，就是杂揉了《国语·晋语》所载晋大夫司空季子的附会，《前汉书·古今人表》及《律历志·世经》的胡诌，《孝经钩命决》的编造而为其文。如此的《帝王世纪》还能有多少靠得住的东西？
炎帝初娶妻于今山西地方之羌女，生女曰“女娃”。由于部落方国行政首领负责农业生产、天文观察等事，经常在熊耳、龙门、空桑诸山活动。当其在空桑之山（今山西省五台山）巡视天文观察之际，其爱女思父而独自离家东行欲见炎帝，行至今山西大同地方，落入“大同古湖”尚未完全退尽的泽水之中，溺水而亡。炎帝因痛失爱女而悲，除命称今山西浑源西南的一条水为“怿女之水”外，其在与黄帝分治南北之时，于河南、山东两地所筑屯兵之邑都命称为“空桑”，以寄托其对爱女的哀思。
炎帝在蚩尤叛乱之初，能以国为重，从太昊之地北上少昊筑邑监视，但由于不敌蚩尤而败回涿鹿不了解黄帝因使骄兵之计，不放他进入轩辕之丘，而在围困蚩尤之际救其到阪泉屯兵以作战防止蚩尤西逃的侧翼之旅的原因，就心生异心，待黄帝战胜蚩尤的喘息未定之际，突然向黄帝发起争权之战，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阪泉之战”。当黄帝不得已三战将其打败之后，炎帝仍不肯与黄帝和解。黄帝四面征战，一统华夏以后，就封炎帝为“缙云”之官，与其重新分治南北，使其重新主政于南方。至此以后，炎帝虽重视发展农业，精心治理南方，并娶赤水之女听訞为妻，生儿育女，与西南各族和谐相处，但却至死也末与黄帝往来。因此而死葬于湖南。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原始社会由氏族家长制走向部落时期，其产生的“帝、后”双头领导体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型政治制度。在进入文明时代之际，其掌握军事领导大权的“帝”取代行政领袖之“后”，成为文明国家制度中的第一代君主，本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炎帝在中华大地统一之前，虽曾是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他对有熊的振兴有功，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南方开发，也曾经做出过很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其在思想上不能够作到“与时偕行”，不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发动与黄帝争权位为实质的“阪泉之战”。
所以，论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贡献，炎帝是不能与黄帝相提并论的。
三、蚩尤
“蚩尤”并不是原名，其原名可能是叫做“之尤”。至少，在《黄帝经·十六经·正乱》中是如此。“蚩”字的字义是“愚蠢”，“丑陋”，“害人虫”的意思；“尤”者，是突出，更甚，怨恨之意。所以，“蚩尤”一称极有可能是后世人谐音换字以作贬义，约定俗成的一个名字。
《归藏》曰：“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所载与此同。羊水，即今桑干河支流洋河，分别由西洋河、南洋河、东洋河、洗马林河、古城河、清水河、盘肠河、龙洋河汇合而成。流至今涿鹿县城东二十里注入桑干河。洋河主源古称“羊门水”，“羊水”是“羊门水”之简称。“洋河”是“羊水”、“羊门水”的历史讹变。因此，蚩尤属于塞外生存的马背之族，惯于骑战，勇猛无比，且精通兵法，原为一个部落方国军事首领，臣服于有熊之后，为黄、炎重臣，曾驻守于有熊部落方国北部重镇赤城。如《读史方舆记要》卷十八记：“古赤城，相传蚩尤所居”；《广舆记》载：“赤城城堡，即蚩尤所居。考赤城，古在北山，后移平地”；《畿辅通志》曰：“赤城县城，古炎帝榆罔氏诸侯蚩尤所都也”……
有熊振兴，疆域扩大，黄帝与炎帝相商后，行政领袖炎帝派其到少昊之地以治九黎，九黎即《山海经》所记载的“牛黎之国”、“留利之国”、“柔利国”。九黎之称，是地名加族名而成：古代黄河入海口与现在是不同的，古代的黄河是经河南太行山东，就向东北流向今河北平原，尔后分出许多支流流向今天津以南、淄博以北地方，乱流而注入渤海。古代习惯以“九”而言多，故称黄河九流入海。此处古代居住黎族，地名用字“九”与其地所居之族“黎”相联而称即为“九黎”。
蚩尤一经外放到山东地方，旋即准备叛乱，他最初是假借黄帝、炎帝的名义，向九黎人横征暴敛，聚集战争财物，“造立刀、戟、大弩”。尔后，便“作五虐之刑曰法”，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九黎人开始都不听从他这种叛逆之令，蚩尤便“虐威庶戮”无辜，九黎人在酷刑逼迫下，慢慢地就服从了。这种情况被炎帝知道后，便从河南率军北上山东，在今之曲阜以南的地方筑城屯兵以监视蚩尤的动静，此城名亦与河南所筑之邑一样地称作“空桑”。后世史家述史释地为加区分，就称山东之“空桑”曰“穷桑”。
既勇猛善战，又早有叛乱充分准备的蚩尤，是根本不把炎帝看在眼里的。于是，蚩尤起兵于九淖，南伐向空桑，只一仗就把炎帝打得败而向西北急逃，回到涿鹿向黄帝求援去了。而蚩尤则紧紧追赶，也挥军杀回了涿鹿。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也就开始了。但是，利令智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蚩尤，被黄帝战败，死葬于轩辕之丘东北五公里的八卦阵旁。对此，《周书·尝麦解》这样说：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西）方，司□□（可补作“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蚩尤是出生于塞北的“马背之族”，原为部落首领。臣服于有熊部落方国之后，是黄、炎二帝重臣，他是在有熊部落方国疆域扩大后被派往少昊地方治理九黎人的，所以，我们不能将蚩尤看作是九黎族。
涿鹿之战是因蚩尤的发动叛乱而引起的，他之所以发动叛乱性质的战争，就是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走向文明与法治的历史潮流，其思想还停留在以恃武称雄、以掠夺为荣的状态中。所以，称蚩尤为“帝”、为“九黎君”、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