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将打造以海外高层次人才为代表的人才改革试验区；上海以浦东国际人才创新试验区为突破口建设国际人才高地；广东以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为依托建设人才特区；无锡提出“5年建成人才特区，10年建成东方硅谷”……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出炉。记者发现，各地在科学谋划未来10年人才发展蓝图时，纷纷加速布局人才特区建设，以期抢占人才竞争制高点。
人才特区“特”在哪？怎样建设人才特区？哪些人才政策和体制机制需要创新突破？记者采访了中关村、滨海新区、无锡等人才特区建设的实践工作者及相关专家。
聚焦“标准”——
人才特区“特”在哪？
□人才特区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使政府政策措施与人才集聚地本身优势相匹配
□人才特区更多地反映在政策和服务的特殊上，具体体现是人才资源的快速集聚、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
人才特区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名称，在概念上源自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与一般区域的经济发展、人才政策、工作模式等方面相比较，人才特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要素和特别优势？
“人才特区建设要有一定的标准。”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力说，“根据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人才集聚载体建设上取得的成功经验，人才特区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只有当政府政策措施与人才集聚地本身优势相匹配时，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形成人才集聚效应。”
滨海高新区的建设标准是，每年引进国家及市级“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10人以上，引进海外人才200人以上，海外人才创办企业数保持在200家以上；配备100人以上的各类专业服务团队；每年规划建设10万平方米以上的留学生创业园及产业加速器；每年提供1亿元以上的专项资金支持，带动形成100亿元以上产值。
“这个标准涵盖了人才聚集和引进、创新创业载体空间和政策扶持等方面，体现了人才特区建设的特定目标、特别模式和特殊环境。”刘力说。
“人才特区的显著特征是，在数量上表现为人才集聚度高，在结构上表现为人才与产业的融合度好，在质量上表现为人才的创新度强，在效益上表现为人才的贡献度大，在发展上表现为人才的实现度优，在环境上表现为人才的开放度宽。”无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骁说。
日前，无锡高新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确立了人才特区的标准体系：定性方面主要体现为领导的重视程度、体制机制的创新、工作网络的建立健全、目标任务考核制度的建立等指标；定量方面主要体现为引才数量和质量、高端人才的贡献度、新增知识产权的情况、承担省级以上国家项目的情况、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R&D占GDP的比值等指标。
“人才特区的特殊性不只局限于人才方面，还表现在政府体制机制、产业发展、环境建设等多个领域。”大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栾庆伟认为，人才特区更多地反映在政策和服务的特殊上，具体体现是人才资源的快速集聚、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应从人才聚集程度、人才创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人才特区建设水平。
聚焦“政策”——
特殊政策从何突破？
□打造人才特区，关键在于抓好政策创新和完善
□以超常规的力度，研究制定一些有重大突破性的政策
在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好比一颗种子，政策支持就是雨露，只有经过雨露的滋润，才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政策扶持是人才特区建设的必要保证和前提条件。打造人才特区，关键在于抓好政策创新和完善。”栾庆伟说。
班加罗尔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硅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包括对其软件行业实行零关税、零流通税、零服务税政策，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一般要经历种子期、初创期、高成长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和政策需求都不同。种子期和初创期是最为艰难的阶段，这一时期企业会遭遇资金、人才、经验等方面的瓶颈，最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
“人才特区的使命是促进人才创新创业，落脚点是要形成助推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的机制。”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表示，人才特区建设应当按照创新型企业成长规律，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在种子期，政府应采用无偿小额资助、服务补贴等财政手段对企业进行扶持；在初创期，政府应采用财政出资的权益资本——种子资金扶持企业；在成长期，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向企业投资，帮助上市前期的高成长性解决融资难题。
“人才特区的特别政策，不仅仅是现有政策的自然延伸或修补完善，也不仅仅是其他城市创新政策的照抄照搬，而是要以超常规的力度，研究、设计、制定、落实一些有重大突破性的政策，来满足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需求和生活需要。”2010年7月29日，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只要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政策领域，都应该去探索尝试突破；对于国际通行但国内政策尚没有明确做法的，应该先行先试、创新突破。
无锡新近颁布的《关于建设人才特区的意见》，已将探索放宽海外高层次人才居留签证、实行技术移民政策试点、建立股权激励政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给予特殊政治生活待遇等，列入特区政策创新清单之中。其中多项政策开了全国之先河，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特”的特区政策体系。
“建人才特区就不要怕人说‘吃偏饭’、‘开小灶’。对一般的科研人才和特殊的人才应有不同的政策。用适合多数人的政策去处理尖子人才，对尖子人才就缺乏吸引力。”中科院院士、计算所所长李国杰说，解放初期回国的大师们为建立中国的科研体系功不可没，当时采取“因人设庙”的政策是成功的。邓稼先回国时才26岁，领衔研制原子弹时才34岁，当时没有因为他年轻就先做点小任务试试而是敢于压重担。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人才特区成型的种子，也是人才特区这个生态系统最关键的要素。”江阴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说，在人才特区内要设立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设立宗旨是服务于既定战略新兴产业，服务于领军企业研发工作，服务于产业集群的人才需求，突破目前高校脱离市场和实践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位授予模式。
“人才特区在引才政策上要考虑系统性和优化配置，充分体现人才多样性。”深圳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邱宣说，不仅要聚集大批高层次金领人才，也要聚集众多白领人才，以及适度比例的蓝领人才；不仅有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也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实用人才、专业服务人才，使各层次、各专业、各领域的人才比例得到优化配置。
聚焦“机制”——
特别机制如何构建？
□着重探索形成鼓励创新、激励创造、适宜创业的特别机制
□人才特区不是孤岛，应探索一种能够整合各方面优势资源的机制
“人才特区不仅仅是政策、制度的特殊，更应该是人才工作机制、格局的试验和探索。”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云帆说，人才特区要围绕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需求，着重探索形成鼓励创新、激励创造、适宜创业的特别机制。
目前，中关村借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探索实行与国际接轨的科研、开发和创业机制，支持战略科学家建立按照新型机制运行的科研机构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建立人才、资本随科研项目、产业项目流动的机制，支持和鼓励海归人才在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理流动。
“人才特区不是孤岛，它应该探索一种能够整合各方面优势资源的机制，能够实现特区与外在要素交流互动的平台。”上海杨浦知识创新基地负责人表示，人才特区建设应致力于构建人才共享、资源共用、发展共赢的区域性人才工作格局，建立政产学研资深度融合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人才与技术的相互支撑机制。
美国硅谷、128公路等世界著名高科技人才集聚区的成功经验证明，政产学研的合作机制和合作程度，对一个地区的产业层次、产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人才集聚区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整合75家广州的高校、科研院所的重点实验室和区内的工程研究中心、技术中心资源，以项目资助的形式推动组建创新联盟，形成了政产学研有机合作的三螺旋创新网络系统。无锡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院校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建立了独特的“7+1”政产学研合作模式。
“海外高层次人才往往只拥有各种专利或核心技术、关键技能，其主要特点是智力资本丰厚，而货币资本、物力资本、人力资本欠缺。”邱宣认为，人才特区建设要创新开发机制，通过“栽树带土”、“点石成金”、“联合共建”，为他们提供与在国外条件类似、环境相仿、观念相通、文化相融、人才密集的创新创业土壤，提供量体裁衣的帮助，使他们“服水土”，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和成长力。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人才特区建设应重点在人才评价、激励和保障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人才评价方面，要建立项目评审、人才测评结合的评价机制，推进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国际互认；在人才激励方面，要探索科技创新人才年薪制和风险共担、收益分配形式的多元化、薪酬待遇的市场化机制，实现一流人才，一流贡献，一流待遇；在人才保障方面，要尝试建立各类人才的社会保障年金制，探索风险基金、资金入股、无息贷款等多种方式，形成多渠道、多元化、多形式的人才投入资机制。
聚焦“环境”——
特优环境怎样营造？
□要将科技创新内在的生态链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序列性有机结合
□形成“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开放包容、崇尚竞争”的创新创业文化
良好的科研、生活环境是人才特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吸引、留住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因素。人才特区建设中如何营造引得进、用得好、出成效的特优环境？
“人才特区建设过程中，要将科技创新内在的生态链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序列性有机结合，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创新创业载体和生活平台。”刘骁说，要跳出人才环境仅仅局限于园区环境的旧概念，着眼整个城市的转型，从服务功能、产业载体、生态面貌、社会生活、文化氛围等方面入手，全方位营造“环境像花园、氛围像校园、生活像家园、创业像乐园”的城市大环境。
一个适宜创业的人才特区，在贯穿企业生命周期中，相应的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应十分发达和完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表示，人才特区不应停留在提供“房东式”的简单服务，而应根据人才创新创业过程的实际需求，提供全方位、贴身化的服务。
中国大连留学人员创业园副主任刘作勃把这种服务诠释为三种角色：伯乐的角色，帮助创业企业发现人才、发现项目；导师的角色，指导创业人才建立团队；保姆的角色，提供无缝隙的贴身服务。
针对海外人才对国内创业环境、创业政策不熟悉的问题，上海嘉定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国际汽车城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朱明荣建议，人才特区要建立“创业导师”制度，由企业家、投融资专家、市场营销专家、科技研究和管理专家与企业签订辅导协议，通过创业讲座、政策咨询、业务指导等方式，为创业人才提供项目论证、业务咨询和决策参考等服务，帮助海外人才规避创业风险，提高创业能力。
“创业需要文化作底蕴和支持，一个地区的创业氛围和活跃程度与创业文化密切相关。”邱宣认为，人才特区建设要致力于形成“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开放包容、崇尚竞争”的创新创业文化。
杨浦知识创新基地推出的“创业失利风险补偿”，无疑是营造这种包容性创新创业文化的有益尝试。在该基地，享受重点扶持的创业企业，如创业失利，将按创业项目所有人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第一次实际出资的30%、最高10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