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黄冕堂先生的几桩小事

董雪梅

    2004年1月，我从校团委调到历史文化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同年8月考取专门史博士研究生，师从王育济教授。做副书记要坐班，于是有机会接触很多老师，也包括离退休老师。

    黄冕堂先生经常到学院来，拿着他的小布包，笑眯眯地。他耳朵有些背，带着助听器。我知道他是我导师的导师，于是心里格外多了一份尊敬和爱戴。每次在走廊里或文史楼下碰到，我都会恭敬的喊一声“黄先生”，不管听清听不清，看到你打招呼，老人家都会停下，微笑着点头并答应着“啊，啊，好……”。

黄先生主要来两个地方，一是到院办公室拿书信报纸，二是到院资料室查资料。如果碰巧院办公室锁着门，老人家也从不着急不生气，转身离开，笑眯眯地念叨着“我去资料室，再来看，再来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黄先生每年都会到校工会为贫困学生捐款，而且每次都是几千元。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黄先生个人一次捐款五千元。大概是他乐善好施的名声传到了校外，竟然有人冒充老乡骗他的钱。

    大约是2009年上半年，一个自称是黄先生的湖南老乡的小伙子，在南院家属院里打听黄先生的住址，就有热情的老师把他领到了黄先生家门。小伙子进门自报姓名后，说是来自黄先生老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读研究生，是某某知名学者的学生。听说是同乡，又年轻好学，黄先生十分高兴。在攀谈过程中，小伙子不断表达家境贫困、求学艰难的境况，老先生慷慨掏出1000元给他，并嘱以后有困难可找他帮助。小伙子走后，黄先生给小伙子提及的那位知名学者打电话核实，对方告知自己人在国外，也从未收过如此称谓的学生，老先生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这件事丝毫不影响黄先生的情绪和状态，他依旧每年捐款，依旧手拿旧布包，步履细碎而稳健地，笑眯眯地走在居所与文史楼之间。

    但这事件却成了学院的一个心结。2010年下半年，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军线电话，打电话的是个年轻男性，说有一位70多岁来自加拿大的华裔老先生读了黄先生的书，想来拜访黄先生，问我怎样联系。我有些犹豫，一是这是个陌生人，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二是一位70多岁的华裔学术热情有这么高吗，会不会有别的企图？何况黄先生夫妇都已80多岁高龄，这样的来访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不便？

    拒绝也不妥，年轻人自称是济南军区的，而且一再说华裔老先生读了黄先生的著作，非常想见见作者本人，并当面讨教。犹豫一番之后，我还是把黄先生家的电话给了他。很快黄师太的电话就打到我办公室，师太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说那个华裔老人第二天就要来家里。我一五一十地给她老人家说了经过，老太太也给我说了被骗的经历，担心再有坏人上门行骗。经她一说，我心里更后悔了，可是电话已经给了，怎么办呢？还是老太太觉悟高，想得周到，她说：“人家远道而来，不见面也有损我们系的形象”。其实历史系早就改名历史文化学院了，可老人们总是喜欢说历史系。

    最后我们商定不能让黄先生在家里见客人，并形成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让他们与学院联系，由学院安排见面；一个是让他们与学校宣传部或统战部联系，由学校安排见面。

第二天上午近十一点钟，师太打来电话，说人家打电话来了，她告知对方黄先生去医院了，这样也就省去了我们的担心与安排。这次见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事情就是这样，担心是消除了，但我对那位华裔老先生又产生了一丝歉疚，想必黄师太的感觉也会和我一样。世上哪有那么多坏人啊，或许人家就是真的是来求教的呢。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多想了，我又和师太在电话里高兴地聊了一刻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