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2)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早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向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自己打算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担任名誉主席。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一再请求，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同时，毛泽东向第二届全国人大推荐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1959年4月27日，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提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是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做出的，但其中的酝酿过程却可以追溯到五年前，第一届人大召开之后。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无可质疑的，由他出任初创的国家元首，也是众望所归。从年龄上说，那一年毛泽东刚过6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际。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呢？
当了国家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参加国事活动，出席各种外交礼仪。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他希望摆脱这些杂事的干扰，希望在藏书颇丰的书斋中静静地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
多年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充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
然而，这个想法，在党内更大范围内能够得到理解吗？党外人士、全国人民又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1957年春季，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这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会上，毛泽东真诚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由此，引出后来的大反右派斗争）。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感到了某种震动和不安。
散会后，参加了会议的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黄炎培，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都是资深望众的著名民主人士，同中共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与毛泽东也交往颇深。
他两人的信写得真挚而恳切：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台湾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动为好……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任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不可……”
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刘少奇、周恩来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
5月5日，毛泽东仔细阅看了陈、黄的来信，提笔在信中作了多处批注：在来信谈及台湾尚未解放及国际间两大阵营尚处在激烈斗争处，毛泽东写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间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存在，故不宜论及。”
在信中谈及全国人民可能引起种种惶惑处，毛泽东写道：“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在信中国际间借以造谣问题处，毛泽东写道：“造一阵谣，真相自白，谣言便息。”
写完批注，毛泽东在末尾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订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
当天，毛泽东将写了批语的陈、黄的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阅，并写道：
“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会议在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同时，在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间，也传阅和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那么，由谁来继任毛泽东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按照惯常的作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德高望重的朱德继任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
不久，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二届人大常委会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
在这份名单上没有提到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只列举了人大常委会人选。其中，刘少奇仍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列入的。
这就说明，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是朱德了。
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也明白了中央的考虑。然而朱德不同意中央的这种安排。
12月29日，朱德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朱德的提议。
于是，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正式决定刘少奇为二届人大国家主席候选人。并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
在中共党内，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并在毛泽东不在中央时代理毛泽东工作的是刘少奇。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有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0月11日返回延安。但由于在谈判期间精神过度疲劳，毛泽东回延安后即住院治疗，直到1946年3月才恢复工作。因此这次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达半年时间。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到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苏联逗留了近三个月。这期间，刘少奇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第三次是1953年年底，毛泽东外出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应该说，刘少奇还有一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全国工作，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前夕，毛泽东到湖南韶山住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就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很快就被打倒了。
在中国，国家主席只是个名誉职务，并没有多少实权。党的工作由党的主席来主持，而政府工作则由政府总理来主持，国家主席并没有实际工作权限。但接见外宾的礼仪则繁多，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不愿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此事作为刘少奇“比较合适”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这表明毛泽东是在考虑“接班人”问题。
但在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之前，毛泽东在正式场合一直没有谈论过接班人问题。
1957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典礼时，赫鲁晓夫忽然问毛泽东：“你的接班人考虑没有？”
赫鲁晓夫问得很唐突，毛泽东回答得也很含糊：“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在我之后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
话到此为止，没有再继续下去。
1961年，即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两年以后，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对“接班人”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
于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层薄薄的“窗户纸”，就在武汉东湖宾馆的会客室里，在68岁的毛泽东同74岁的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捅破了，并传到了全世界。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面对如此多的困难，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二届人大传出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他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刘少奇回到家里时，他们列队欢迎，以表示祝贺。可是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脸上竟没有一丝笑容，他什么话也没说，一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他的办公室，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眉头紧锁，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毛泽东自己不当国家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他后来又后悔了。因为他和刘少奇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他感到了大权旁落，所以，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把失去了的部分权力夺回来。后来，林彪又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就再也不答应了，并因此而与林彪发生巨大分歧，促使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刘少奇要是不当国家主席，也可能不会遭到那样悲惨的下场！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５人读书小组，逐章逐节、边读边议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小组先杭州后上海又广州，读书历时整整两个月。参加毛泽东的读书小组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四个人都是党内的秀才。
1959年冬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次读书活动呢？
那是因为“大跃进”出了问题，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毛泽东很快察觉出弊端。承认北戴河会议所订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夸了海口”的，1958年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左”的思潮。可是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所有努力也只是“隔靴骚痒”，“浮夸风”和“高指标”继续流行。但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建议读这两本书的同时，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读书“，就是指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因起草《会议纪要》时议论了许多“大跃进”出现问题的要害所在，话说得很尖锐，又因彭德怀上书后他们同情支持了彭德怀，会议后期，被毛泽东批评为“动摇派”，划进“离右派只有30里远”的人里面去了。政治的复杂性使田家英内心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但这次，毛泽东又叫田家英参加读书活动，他是高兴和兴奋的，感到毛泽东还是信任他的。
“大跃进”的挫折使毛泽东忧心忡忡。他深感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在学习苏联的这几本书时，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毛泽东反复强调：“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这大概是“大跃进”的挫折和庐山会议之后给毛泽东带来的沉痛的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