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007年，研三，奠定佛法自信心

    在下半年开学之前，我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德尘居刚刚建好。在某乙法师的指导下，基本都在跟某亥密集的交流社团计划。经常是法师开示之后，我们两人就开始碰方案，第二天呈给法师，法师提出修改意见，我们再修改，周而复之。最终我们很快碰出了一个活动计划，准备开设新的针对大学生的学佛小组，推动核心人员的建设。
    某亥是由于某壹老师的因缘进入学佛小组的，她参加了2006年初的学员精七，非常相应。她有自己的师父。她之前在某丙社团里承担重要工作。前不久，某丙社团改选，有人因为某亥是《广论》的而反对她出任下任社长，这让她对某丙社团非常失望。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我们两人通力合作，把大学的学佛小组和社团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个时期，某乙法师每周都有一次对山上常住义工做开示，我几乎每次都从学校赶到山上听法师讲座。
    2006年12月，我们的学佛小组组织了一次非常温馨的纪念仪式。我当时发愿要让佛教徒能够抬起头来做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因为佛教节日而向导师理直气壮地请假呢？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过圣诞节，佛教徒就不能过佛诞节？为什么穆斯林在学校里的食堂有专门的用餐区，而我们佛教徒却没有自己的素食区呢？

2007年1月1日，某丁社团参访龙泉寺。师父在回答一位同学提问的时候，提到初学佛法可以从文化、历史、思想等角度来了解。我后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因素，结果非常惊喜，极大地增强了自己对佛教文化的自信心。刚好当时央视正在播《大国崛起》，我从世界局势和国内环境两个角度分析了佛教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意义，特别分析了佛教文化作为外交工具对周边国家的辐射作用，认为佛教文化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替补队员，而很可能是数一数二的中锋角色。
    2007年1月，经某乙法师同意我可以在回家之前在山上住一段时间，静心自修。我根据法师的意见，给自己安排的学习内容是背道次第全书科判和《入行论》，前者完成了，后者背了前几品，没有背完。之后我决心到山上来做常住义工。
    法师问我想在山上还是去基金会，我说想去基金会。当时基金会刚成立不久，我非常看好其前景，准备大集一笔资粮。后来我曾跟秘书长合作讲座的事情，让我很不爽，都有了不想跟他合作的心。我对基金会的期望很高，希望他大力支持社团活动，并设想了一套运作模式，但是秘书长则觉得基金会有基金会该做的事情。
    我在春节回家过年，没有留下来听师父的苦乐人生开示。那是我第一次坐卧铺回家，由于是慢车因此票价也不贵。此行中，我深感自身的无力，觉得在家里的环境中，自己很难利益到父母，也有感于宗喀巴大师一生不回家乡的誓愿，于是也发愿终生不回家乡，因此宁可他们以后来北京找我，我在北京帮助他们。
    虽然我当时甚至做好了退学的准备，但是对立刻出家还是信心不足，因此遵循法师的意思，可以从博转为硕士，尽量拿到毕业证，在世间会比较方便。
    新学期开学不久，导师以影响科研工作为由，不同意我继续承担社长，拒绝在社团登记表上签字，我们不得不临时选定下任社长。我虽然有意请某亥出马，甚至都做好了鼓动工作，但是在跟某乙法师汇报的时候，法师当场指定了某伍，而且希望我们全力支持她的工作，建议某亥继续留在某丙社团里面。后来我跟某亥策划组织一个合唱团，平时学习佛教歌曲，让她的能力能够在合适的机会发挥出来。
    2007年3月，某丙社团和某乙社团参访龙泉寺，某丁法师接待。结果有人认出某丁法师之后，不知怎么回事，某报纸的一个记者知道了，就报道了某丁法师出家的事情，还给我打电话打听，最后在报道中加入了“某乙社团社长证实了此事”的字样。这既让我感到愤慨，又让我感到十分紧张。我接到同学反映，中午卖报纸的人在食堂兜售当天的报纸，以某大学生出家来吸引注意。然后我马上给某乙法师打电话汇报此事。我当时甚至做好了被学校撤销社团的准备。不过学校的反应很平和，很多同学和老师都对某丁法师的作为表示理解。这反映出某乙大学的宽容。
    我正式把从博转硕的想法告诉了导师，他看到我确实无心科研就同意了。我告诉父母之后，他们非常震惊。“五一”期间，父亲特意从沈阳赶到凤凰岭，还带上了母亲给我的信。据说我的母亲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是以泪洗面。我跟父亲简单谈了我的想法，初步取得了他的谅解。他在山上呆了一天，第二天就自己回去了。他来这趟，我没接没送。又过了几个月，父母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我从高中以来，凡是学业方向的问题，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做主。
    2007年的“五一”，我开始投入基金会的工作。当时我推荐了《佛教靠我》这首歌曲，被大家传唱一时。2007年暑假，我参加了法门寺的“法门之光”夏令营，承担辅导员工作。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法门寺。这次我又是有备而来，准备了手语表演《让爱起飞》和一首反映佛教内涵的流行歌曲《样样红》，分别作为北京义工和我所在的小组的表演曲目。这些应该是得益于我参与合唱团之后，音乐细胞被启发了吧。
    从西安回到北京，我马上参加了基金会的分拣衣物工作，也是第一次的衣物捐赠活动。我参与了从分拣到发放的整个过程，心得体会颇多，我也学会了摄像机的一些用法，也在基金会以后的活动中拍了不少镜头。为了记载此次捐衣活动，我还写了长篇连载《新西行漫记》，深受大家喜爱，可惜写了一半没有写完。
    山西、河北的活动之后，我承担了捐衣组工作，但是因为十一期间我在宿舍里面赶制毕业论文而中断了。后来，我更多是做文宣工作，那段时间里面，我经常往返于学校和基金会位于田村的办公室之间。

2008年，发心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