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年兽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又到了一年的除夕，乡亲们象往年都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往深山，这时候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人，白发老人对一户老婆婆说只要让他在她家住一晚，他定能将“年”兽驱赶走。众人不信，老婆婆劝其还是上山躲避的好，但老人坚持留下，众人见劝他不住，便纷纷上山躲避去了。当“年”兽象往年一样准备闯进村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白发老人燃响的爆竹声，“年”兽混身颤栗，再也不敢向前凑了，原来“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大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年”兽大惊失色，仓惶而逃。第二天，当人们从深山回到村里时，发现村里安然无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人们同时还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从此，每年的除夕，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这风俗越传越广，就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

又到鞭炮燃放时

文/柯云路

几十年前我记忆中人们是喜欢过年的，那时的孩子零花钱很少，两角多一挂的百响小鞭也买不了几挂，当然舍不得一气放了，而是将药捻拆开，放在地上一个个燃放。胆大一点的拿在手中点燃后往空中一扔，一群穿新衣的孩子欢呼着听响。奢侈一点的会买十个八个二踢脚，竖在雪堆里点燃，鞭炮在第一声炸响后会飞得很高，然后众人仰脖看着它在空中再炸出二响。

这样的记忆使得“禁放”后的几个年变得有些冷清，觉得不大像过年了。

然而，解禁后的第一个除夕就结结实实来了个下马威。

那天下午去父母家团聚时，我习惯性地将窗户开了一缝，吃过年夜饭返家的路上，鞭炮烟花已炸响一片。开门进屋，里面充溢着呛人的火药味，此时再想换新鲜空气已是不可能了，因为外面早就是“硝烟弥漫”了，只好赶紧闭门关窗，防止更多烟雾涌进来。也许是刚刚解禁吧，人们的燃放热情空前高涨，鞭炮声彻夜噼噼啪啪炸响不断。

京城市民在烟气与炮声中度过这一夜。

接下来的几年，鞭炮越来越响，烟花越飞越高，用“火光闪闪、炮声隆隆“来形容除夕之夜一点都不为过，而火药总量大概不小于一场小型战争吧。从初一到十五，每天清晨小区空地都堆积着纸箱和碎屑，可以想象全城产生的巨量垃圾。我也由此对燃放鞭炮产生了“审美疲劳”，只希望早一天呼吸到清新空气。

据说北京每年仅鞭炮就可卖到十数亿元，对假日经济有极大贡献，这项收入无疑会计入GDP。但事情还有另一面，每每从媒体上看到燃放烟花鞭炮造成的火灾和人身伤害事故，这些损失又当怎样计算？此外，巨量的鞭炮燃放，又不知会怎样污染空气，损害健康。休息时北京人喜欢爬山走绿地，但即使在很晴朗的日子，不论站在香山还是奥林匹克公园这些被称为城市“氧吧”的高处放眼四望，总是一片朦胧烟雾，看不到透亮。

近日看一篇报道，两个中国人到澳大利亚考察，在旅馆办理入住手续时，被告知住一晚收80澳元，住两晚则收170澳元。很不解，怎么多住一晚反倒要多收10澳元？于是再问，若住三晚呢？回答是：“对不起，我们这儿只能住两晚。”中国人当然奇怪，商家怎么还不让多住了？对方耐心解释：“这里玩两天足够了，玩三天就是多余。我们这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认为游客太多对环境是一种摧残，风景、环境、旅馆等等都是公共资源，不能浪费。”中国人听后大笑，觉得澳大利亚人太傻了，放着现成生意不做，还讲什么大道理。但第二天他们在饭店点菜时遇到了更匪夷所思的事。两人要了四个菜和两瓶酒，之后问服务小姐还有什么特色菜，这时老板过来奉劝他们吃完了再要，若执意要点，则菜价将是平时的两倍。老板说：“你们只有两个人，如果吃不完，就是对资源的浪费。”在考察了一大圈之后，两个中国人得出结论，宁愿放弃赚钱的机会，也不会违规浪费公共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人在生活富足的同时，还能拥有蓝蓝的天和清净的水。

读到史玉柱的一条微博：“张跃的远大是做空气生意的。他随身携带2个空气检测仪器，我很好奇，就拿来玩。里面有他去过城市的空气污染记录，换算成吸一天该城市的空气相当于一天吸多少支高焦油香烟，记录如下：丽江1、北京21，广州25，上海9、南京9、长沙13、成都12、武汉13。如果我生活在丽江，一天抽20支烟，和北京不抽烟人被危害程度是一样滴。”读后难免慨叹：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尘肺病患者。

过年放炮是中国民俗，如果一定得放，能否以低碳和环保的名义，对放炮不仅在时间、空间上有所限制，也对鞭炮礼花的的大小、类型及火药含量等加以规范。

中国的大城市还能承载多少污染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