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二十年：责任与使命
中信银行副行长 曹 彤
无疑，每一个中国人都对未来的国家寄予美好的希望，恰如梁启超先生在其传世名作《少年中国说》中所言，“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前途似海，来日方长。”但现实世界又必然不同于主观愿望和想象，任何客观的预见和期许必须要考虑外在的限定性条件。如果我们把视野锁定在20年以后，即2030年，我们的外在限定性条件应主要有如下四点：
1、国内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届时，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超过40岁，我们这些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壮年一代都将老去。而到那时，可比的印度和巴西，都在30岁左右，平均小我们10岁。当今日本面临很多经济和社会矛盾，但核心是人口结构，目前日本平均年龄近45岁，中国是35岁左右，刚好也是相差10岁。
日本今天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很可能将在那时的中国出现，而今天我们相比较日本所感受到的源源不断的增长潜力，将很可能会转移到印度和巴西。今天对于内需无法启动，我们所烦恼的主要还是“如何提高中下层收入”，使他们有能力消费，但到那时，我们所面对的将是“有能力也不消费”，那是老龄化后的天性使然。
2、国内政治面临思想多元化的挑战。
届时，我国社会生活的主体是00后和10后，社会建设的中坚是80后和90后。中国的50到70后基本还可算作一代，还传承着对于思想和意识形态统一性的认同和坚守，但80以后的一代，由于经济基础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强化且不可逆转，注定了会呈现出思想文化的多元性。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交融，民族早已不是种族和血缘的概念，民族早已经是文化概念，是对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归属感和认同。因此，此种变化，不仅意味着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能否延续，更为挑战的是，能否有效形成一种社会各方都基本认同的主流文化和思想，能否有效防范民族归属感的分裂，防范海外几千万华人叶落无所归根。
3、世界经济面临重心转移的挑战。
届时，因为人口结构的代际转换，同时也因为劳动力价格和资源蕴藏量的比较优势，印度、非洲、拉美的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会形成新的全球加工制造中心和日用品消费中心，世界经济的重心将很可能逐步转向印度洋和南大西洋，恰如近三十年来由北大西洋逐步向太平洋转移一样。
中国因地缘因素所获优势会逐渐减少，正如同今天欧洲的一些国家，如英国等，一样。
4、世界政治面临新老势力决战的挑战。
届时，今天的G7已经明显没落，BRIC、E7等各种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将成为世界的主宰。尽管今天新兴国家之间、以及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之间的2/3，发达国家仍占全球贸易额的相对主体，但由于前者保持着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而后者只有12%左右，静态看前者超过后者只需7年时间。放眼20年，世界势力格局的逆转注定发生。
纵观人类的历史，世界格局的转换无不伴随着大的动荡和冲突，因为老的势力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实力，还意味着政治、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不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恐怕也是宇宙自然之属性。在核武时代如何完成这一转换，人类还从未经历过。
我们是要在上述四个大的外在限定性条件下，寄语未来的中国。我们大体只有20年左右的黄金时间，我们要完成以下历史性的重任。
1、要完成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如上所述，20年后的内外环境并不乐观。我们走过的是自我积累的模式，无法与历史上靠掠夺起家的几大欧美帝国相类比。最可参照的恐怕是战后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后抓住了朝鲜战争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走过了40年辉煌的发展期，从战败小国一跃而为全球经济第二强国。但90年代以后，突然陷入失落的10年，进而失落了20年。一方面，我们感叹其对于突如其来的结构性变化（自身人口结构和国际产业结构重新调整）和国际强权控制（美国发起的广场协议）准备的非常不充分；另一方面，我们也赞叹其在短短40年跨度内，竟积累了如此雄厚的国民财富和产业竞争能力，竟能在内忧外患下仍将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20年，为国家的重新调整和复苏赢得了时间。
历史还留给了我们20年的时间。成为第二经济强国不应仅仅意味着GDP，必须要化成国民财富积累，化成可持续自我发展的经济模式，化成和平年代能征战全球的成批量的国际性企业。百余年来，我国无数仁人志士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至今此一使命并未最终完成。如果我们不能彻底确立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彻底确立民族资本的强盛性，则我们仍可能重新陷入被殖民化的境地，仍可能重蹈百年前的覆辙。
2、要构建强大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尽管中国的内需市场巨大，经济腾挪的空间较多，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其边际效应终将步入衰退期。从长远来看，能否构建强大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是应对老龄化、应对地缘经济地位弱化的根本保证。在这方面，我们仍需要对日本做客观的分析和借鉴。日本虽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国内经济状况持续窘迫，但却拥有一流的科技研发能力、一流的国际先进产业和产品的驾驭能力、一流的跨国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保证了日本有效参与国际间超额利润的分配。二十年后，我们至少要在这几方面能力的构建上，超越现今的日本。
3、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军事保障能力。
20年后，世界新老两大阵营的大决战势所必然，只是形式选择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志，必然成为发达国家阵营遏制的首选。除构建强大的国防和军事保障能力外，别无应对他途。尤其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逐渐转移，中国必然越来越多地远离国土、介入到印度洋和大西洋领域，届时，除保卫陆疆和海疆外，还要突出保障我们在全球的经济利益。
在全球军事工业被封锁、周边多个海域被围堵、个别陆路接壤国家被利用的不利环境下，我们仍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完成国防建设的使命，形成我们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和远程保障能力。
4、要构建“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未来二十年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的主要挑战。一方面，尊重个性化思想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的共同愿望，差异化的思想也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动力；但另一方面，失去社会主流价值观，又会导致社会力量分散，无法集中力量完成上述若干重大历史使命。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中华文明以“儒、道、释”为核心和载体，迥异于以基督教和古希腊文明为核心和载体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或曰西方文明，如中华文明被同化，将意味着中华民族价值观认同的消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消亡。
无疑，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主流文化思想。“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不同”，是兼容各种世界文明，兼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但“和”为主、为体、为中心、为不变，“不同”为辅、为用、为外围、为变，两者相互呼应，构成主体文化明确而持久、外围文化多样而翻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只有如此，方能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与近百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国际社会的多种文化相适应，传承、发展、融合三而合一。
上述是未来二十年中国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重任。在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一切抛开国家利益的所思所想都是空谈和妄念。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与道路，坚持我们成功所依托的唯物史观、民族精神和中国模式，才能真正以强者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中国的未来在我们自己手中，中国的未来要靠我们自己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