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中国，“模式”遍地开花，“中国模式”首当其冲，随之有重庆模式、深圳模式、温州模式、上海模式等等，“模式”被机械化功利化地推动，泛滥成灾。然而，作为改革开放的重心区，广东却鲜少提“广东模式”。难道广东没有经验可循？非也。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当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行政体制、社会管理等“硬骨头”时往往就会陷于停滞。但面对在以往不想碰不愿碰不敢碰的敏感区，广东却没有绕着走、避着行，而是正视问题，并用自己的探索实践去闯出一条新路。作为先发地区的整个广东，都先期遇到了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经济改革与发展“腿长”、而社会建设与管理则“腿短”。深入进行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改变跛足局面的迫切需要。
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2007年末来到的广东，至今已有整整三年。三年来，汪洋创造的“广东模式”值得称道，特列举一二。
解放思想
2007年12月，新到广东上任的中共省委书记汪洋告诫广东官员，“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但最令全省乃至全国震撼的，是这位现年53岁的安徽籍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一口气说了22个“解放思想”，向广东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总动员，倡导广东官员要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在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实践上闯出一条新路。他说到：“如果现在的广东不能‘特’，缺少‘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他尤其提醒广州和深圳两市官员要有“世界眼光”，“30年来，广东占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如果还没有一两个像样的城市和国际水平叫板，那绝不代表成功。我们将来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韩国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几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有了解放思想的号召和决心，随之而来的创新政策一一出台，南方顿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腾笼换鸟
汪洋“腾笼换鸟”的切入点，选在经济对外依存度最高的东莞。有媒体统计，短短一年多时间，汪洋先后九进东莞抓“升级”。改革开放30年，是东莞快速发展的30年。东莞人从来料加工做起，发展起几大产业集群。但这里的工厂大多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收取厂房租金，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著名的东莞模式。但到2007年底，这种模式在东莞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倒闭的消息不断传出。为此，汪洋语出惊人：“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同时也语重心长：“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东莞由此被视为珠三角产业转移升级的桥头堡和试验田，积极贯彻‘双转移政策’，试图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来淘汰低端产能和劳动力。
产业升级是一个市场化过程,没有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动力,成效就比较缓慢。金融危机的到来，为广东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外部压力，而汪洋书记“腾龙换鸟”的提议更为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也可以说提供了内部动力。当然，任何转型都意味着利益调整，政府和社会都应该为这种调整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
广佛同城
汪洋书记认为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在于珠三角城市一体化，而推动珠三角城市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于广佛同城化。
目前，广佛两市的GDP总量达12500亿元人民币，超过澳门，直追香港，如果把广佛两地看作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则其GDP总量将排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八位。广佛同城，有利于广州市的服务业与佛山的制造业进行优势互补，有利于两市实现双赢。佛山和广州的关系是密切的，用广佛一体化带动珠三角，广佛同城化可以互补共赢，因此广佛同城化是比较容易融合的。广佛同城化的定位很高，而广州和佛山产业的互补性也很强，北面是汽车、物流，中间是房地产和区域的衔接，南面是港口和重工，广州是以重化工和汽车为主，佛山是制造业之都，是以轻工产业为主，包括陶瓷、家电等，这一轮珠三角一体化如何将产业整合，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国家为了新一轮经济的发展，实施区域一体化是很有必要的。
粤港、粤澳合作
汪洋说，除了粤港政府间合作机制外，两地也正在建立民间的沟通渠道。广东准备成立一个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团体，与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加强交流合作，调动两地民间力量，成为政府间沟通的重要补充。目前，广东正在和香港特区政府协商，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制定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港合作的具体新动作到时就会揭晓。
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贸易、旅游、专业服务中心的优势，仍然是广东乃至中国其他城市都无法取代的。而且，香港是历史悠久的自由港，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也不实行外汇管制，人员、资金、货物可自由进出。它们与国际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这些也是内地城市(包括上海)在短期内都无法超越的。香港的人均GDP，仍然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几倍，至于内地其他地方就更加无法与其相比了。
财政公开
2009年，广州市全部114个政府部门公开2010年预算，随即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了。这是国内城市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了阳光下。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明年只要我们的部门预算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就立刻上网，向社会公开。”
广州市财政公开的举措表明，随着法律和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预算公开决心和力度正在持续加大，这对于社会进步和稳定具有广泛的积极意义。只有透明的财政，才有透明的支出，也才有廉洁的政府——民主也包括政府财政民主。广州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
顺德政改
机构臃肿的结果不仅使我们改革的大部分成果成为政府冗员的腹中之物，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更滋生腐败，败坏了政府和民众关系，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让我们对人事改革走出这“黄宗羲定律”看到了希望——只是：精简人员后，不希望降低效率，也不希望时过境迁反弹，而且弹得更高。
破GDP神话
汪洋认为：有的GDP数字好看但浪费了大量财富。比如讲，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如果大家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为了赶数据，又把什么落后生产力全都上起来了，就是在违反市场经济规律。
GDP是西方发明的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标，它考虑的主要是绝对的数量增长，并不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计算在内，也不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对地方政府行政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当地的经济发展占了很大的比重，考核体系的主体是GDP，导致经济“大干快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官。根据有关专家的介绍，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汪洋这番话，就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当然，要真正杜绝这种恶性GTP增加，还必须从制度上把地方政府官员的注意力从单纯的GDP数字上解放出来。
网络问政
今年7月，汪洋书记第三次与网友交流座谈，就广东如何建设文化强省问计于网民。网民代表“拍砖灌水”畅所欲言。汪洋表示，网民的意见“说了不白说，提了不白提”。而对网友称其有“作秀”之疑，汪洋表示，网上问政不是作秀，而是倡导一种新风气。汪洋主政广东以来，曾三次在网上拜年，三次在网上问政。此次汪洋问政的主题是“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言献策”，旨在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寻求智力支持。汪洋倡导的问政于民，激励网友参政议政，为全国官员作出了良好的表率。
汪洋注重与媒体的交流和沟通，被称为中国最敢讲真话的媒体——广东南方报业在汪洋的主政下，即便全国各地官员千方百计掩盖真相、打压媒体人士，广东传媒业依旧兴旺并且呈现勃勃生机。媒体信息的畅通无阻，使广东在第一时间接收到确切的资讯，对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广东的开放和接纳，享誉全国乃至世界。
以往，来到广东主政的要员们到任不久，便会带领官商到江浙地带考察，想学习江浙的发展模式，然而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其实广东人注重“闷声大发财”，藏富于民，没有非常突出的炫富，但是广东人的富裕程度是全国无可比拟的，广东省的海关、地方税务每年为中央政府贡献了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也是江浙一带无法比较的。包容、审慎、开放，是汪洋主政下的广东传统，也是当之无愧的“广东模式”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