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数”在中国究竟错在哪里？

上一周有两条关于教育的新闻值得关注，一条是：《人大附中校长哽咽哭诉：奥数不是反革命》；另一条《北大回应质疑：偏才怪才 不应成高招“指挥棒”》，这两条新闻虽然讲的不是一件事，但都涉及到教育的最基本问题，涉及到教育规律的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教育实践报告会上，校长刘彭芝在会上喊出了“奥数不是反革命”。她认为，由于家长望子成龙、一些培训机构漫天要价，加重了学生负担，以至于现在奥数被严重妖魔化了。但是数学是鉴别超常儿童的重要参照，奥数对这部分儿童的智力开发是有好处的。在会上，为回应社会质疑，人大附中揭开了其著名的“早培班”的神秘面纱，首次对外说明成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的目的及做法。

刘彭芝之所以哽咽哭诉是因为有“尚方宝剑”：“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这是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市教委发文，批准人大附中与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合作成立的。

要纠正刘彭芝的观点必须讨论成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有没有必要？

这个问题其实在解放初期的教育讨论中就已经出现了。我父亲的专著《全面发展的教育》（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中专门有一节“五育的关系”曾讨论过“过小专门化”的问题。他写道：“因材施教只是按照学生具体的条件和实际的水平进行教育，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注意发展个别的兴趣和特长并不是片面的强调发展个人的天才，也不是在中小学教育中提倡‘过早专门化’。”

我在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也有过误解，也曾经对这段话提出过质疑，因为艺术类，体育类要出成绩，很可能就要从娃娃抓起，因此一概反对“过早专门化”可能也是狭隘的。

不过现在我觉得父亲反对“过早专门化”还是有道理的。现在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更确切的讲是一个金牌大国，与全民健身相比算不上是一个体育强国。现在许多运动员从很小就投入专门训练，练得非常辛苦，家长要投入大量资金寻求高级教练，孩子要具备兴趣、毅力及良好的身体素质，才有可能出成绩，能成为世界冠军的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孩子没有出成绩，中途改行，这些孩子错过了全面发展的最佳时机，成为终身遗憾。当现代体育商业化之后，这种问题越演越烈。这种背景下就看出“过早专门化”的弊端，往往会贻误孩子的教育最佳时机，而被忽视的是全民健身体育事业。

奥林匹克精神最初是远离商业的体育竞赛，现在也必须受到商业赞助才能生存，这种背景下，发展业余竞技体育和全面健身实际上要比奥运金牌更重要。

我父亲在这本专著中强调了中小学校各种兴趣小组的重要性，他说：“兴趣小组活动的形式是经常的、基本的、最合于需要的活动形式,各人可以深入研究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满足各人的文化要求,发展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和本领。”他还说：“课外活动的内容是在教学大纲以外的一些活动，不能把课外活动变成变相的上课,或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复习功课。我曾看到一个中学的一次课外活动,他们就语文、地理、历史、物理、数学、生物等科,每科出1-3个复习题目。由学生依次解答,解答后由教师作评语小结。”

今天“过早专门化”的问题是在重复过去的错误，演绎到今天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奥数”的初衷也是“按照学生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水平进行教育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注意发展个别的兴趣和特长并不是片面的强调发展个人的天才”，今天的“奥数”就违背了这个规律，其一“奥数”在中国发展有相当强的功利性色彩，这是犯了教育之大忌；其二“奥数”的发展也掉进了“过早专门化”的陷阱，而让绝大数孩子的兴趣和特长由此被忽视。“数学是鉴别超常儿童的重要参照”，这个错误不仅仅是因为鉴别的参照有许多，不仅只是数学一个学科，如果是这样，必然会忽视全体学生的个性发展。

人大附中开办“早培班”是受到相关部门批准的，于是刘彭芝更觉得委屈。现代教育倡导早教，早教和“早培班”并不是一回事。我父亲在1943年发表过一本专著：《现代儿童教养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先生去台湾后于1966年开始主编《人人文库》，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现代儿童教养研究》收入《人人文库》，并于1982年在台湾再版。

这本专著中就有胎教和早教的阐述，这种教育也是生活过程，属于家长和孩子的有趣的生活过程，而不是“过早专门化”，更不是“早培班”之类的教育。

再例如，四岁开始学钢琴也是一种早教，但是社会上却制造一种压力——考级。这样早教就异化为“早培”，“早培”就有目标了，而且和择校、升学挂钩，问题就更多了。有一位音乐教师和我的理解就不一样，她说考级是一种水平鉴定，是必要的。我想孩子的老师就不懂吗？

于丹接受的教育属于早教，于丹说：“我父亲是学国学出身的，他的国学底子非常好。他教育我的方式其实是我一直感激的，我觉得我们家最重要的教育，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方式，不在于让我记了多少东西，而在于让我从来没有反感过，我一直就认为是玩儿着的，如果我半截跑了他正说到一半我跑了，我从来没有被爸爸拎着耳朵给揪回来过，跑就跑了，下回再说。……”

现在许多小孩子也在读经，但不属于早教，而是“早培”，是有目标的，更不是于丹说的那种“玩儿着的”、“跑就跑了，下回再说”。

“早培”不仅有目的，而且有很强烈的功利色彩，“早培”的出现是今天教育中必须引起关注的问题，这对个性发展不一定有利，往往起着相反的作用，这是因为在“早培”中往往禁锢个性孩子的发展，影响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孔夫子不是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里的“习”可以理解为学习，也可以理解复习，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这属于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这几年在学习教育理论的时候，反复体会杜威的这段话：“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过去批判过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之外无目的；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

我国教育对杜威这段话的误解很深，杜威强调的是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过程，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不应该有预先设定的目的：为“将来生活的预备”。

因此“神童班”也好，“早培班”，包括搜罗“怪才、偏才”都是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的。

英语中的“game”翻译为游戏，比赛，正确的理解“奥数”就是发展孩子兴趣的“game”，游戏而已，把它和比赛相提并论，并把夺取竞赛第一作为培养学生目标，或者成为选拔学生的手段，那么彻底的就错了——这就“奥数”受人诟病的原因。

刘彭芝声泪俱下就是因为她的学生多次荣获世界竞赛的大奖，“大奖”不是学术成果，仅仅是“game”的结果。我觉得刘彭芝对教育的理解也就太狭隘了。如果认为“因材施教是更高境界的教育公平”，那么中国眼下的“奥数”已经不是“因材施教”了。

数学家丘成桐说：“十多年来，因为高考和奥数的原因，让孩子数学的学习力和创造力受到约束。”

人们总是不断在中美教育之间进行比较，许多人对丘成桐在“第五届华人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开幕”讲话的观点并不陌生，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却往往不自觉的走了另一条路——这就是中国教育为什么难以走出应试教育怪圈的真实原因。

有一位中学校长在《中国教师报》读者论坛上大声疾呼：“升学率是中学的生命力”，中国教育到了这种境地，还有什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我不是教育学者，20多年来一直学习观察中国教育，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特别像我这样的人是站在体制外洞察中国教育，也许就是旁观者清吧！

刘彭芝错了，彻底的错了，“早教班”同样也错了；选拔“偏才，怪才”不可取，北大坚持得对了，如是而已。

新年就要到了，借此向所有中国教师，所有关注中国教育的朋友，祝你们新年好，我提前给大家拜年了！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