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两极分化的今天，除了加快调整社会各阶层利益以调和矛盾外，也需警惕极左和民粹的沉渣泛滥，他们往往以极富煽动性的言论，貌似代表贫苦大众，实则不过是封建残余的野蛮再现。请看马立诚先生的最新论述：

    毛泽东曾说：“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文集》第3卷275页）毛泽东还说，民粹主义最终会变成反革命。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与俄国历史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否定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不必把西方道路“重复走一遍”，不用再次踏入“罪恶的、鲜血铺就的”资本主义河流（赫尔岑《俄国》），而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村社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代表。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理想一致的。”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多次批评这种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俄国社会发展不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
　　1881年3月，俄国民粹派组织民意党用炸弹炸死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当天还签署文件，决意推行君主立宪改革。一名法国外交官沉重地说：“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一改革就是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
　　暗杀狂潮凸现了民粹主义另一特征，热衷于暴力和“推倒重来”。
　　虽然列宁批判过民粹主义思潮，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夺取政权之后，用武力消灭资本主义，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又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
　　根据列宁、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1999年3月发表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胡绳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唤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染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比如孙中山说，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胡绳说，孙中山“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只被看作一种罪恶，它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胡绳还说，毛泽东在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步骤过激。另外，1958年，工业化才发端，毛泽东就说人民公社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穷过渡”，是民粹主义。胡绳说：“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
　　胡绳还说，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当然，民粹主义并非只有上述俄国一解。
　　学界公认，近代以来有两次民粹主义代表性运动。一是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人民党的激进运动和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鼓动农民革命的风潮；二是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所领导的民众运动。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世界，正逢第三次民粹主义复兴高潮，民粹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概括起来，当代民粹主义有以下五项内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民粹主义常常打出“人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是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即直接“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贫富”，实现财富均等。“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
　　四是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而且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民粹主义者鼓吹革命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
　　五是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只要称之为“革命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就中国情况来看，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比如滥用暴力，铲除私营经济，甚至消灭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等等，这些做法给中国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以五四运动为例。近年来，除了朱学勤等人引述梁漱溟当年对学生的批评，质疑火烧赵家楼以及殴打章宗祥的暴力行为之外，江苏学者胡传胜又在 《开放时代》2010年8月号发表文章 《五四事件中暴力行为再反思》，这是多年来就此问题反思最深刻的文章。
　　胡传胜说，多年来，五四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治行为被混为一谈，政治事件的合理性遮蔽了暴力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虽然暴力发生在爱国运动之中，但二者毕竟不同，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能作为侵犯具体个人的借口，纵火与伤人必须受到惩罚，否则公共生活必然陷入野蛮状态。当人们以至善的名义对一个被称为“罪大恶极”的人（在五四运动中，类似形容词仅表示人们对他们不赞同而已）进行袭击的时候，社会文明不可能得到提升，这种袭击本身也会使人性善毫无价值。以放火伤人的行为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开端，预示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
　　胡传胜认为，当时为暴力辩护的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等人的民粹主义言论是“极其令人恐惧的”。比如罗家伦说：“这次学生虽然没有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死，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后的社会制裁，要更多哩！”陈独秀说：“对于社会与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胡传胜赞同梁漱溟与胡适。当时梁漱溟说，伤人应该受到制裁，不能以公意为理由横行，纵然是罪大恶极的人，在罪名未成立时，仍然有他的自由。胡适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精神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
　　胡传胜说，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条件是，法律秩序高于或优先于政治秩序，这是政治文明的保证，否则，政治上互相冲突的群体就会陷入混战。五四游行者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指责，但他们并不具有实施暴力的合法依据。如果认为游行者就是民意代表，他们的要求就是最好的法律，他们说政府如何构成就应该如何构成，那么这不是说理，而是强制。其结果必然是谁能打谁获胜，谁就是民意代表。这是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观念，不是公民理论。当赵家楼火光升起，章宗祥被痛打时，人的尊严与自由也就被击破了。采取暴力方式，不管它有多大政治上的必要性，都是不文明的，受到危及的是政治表达本身，这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胡传胜认为，大众的抗议，应该在游行示威和自由言论的范围内表达，超出这个范围的暴力，应负法律责任。
　　毋庸讳言，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湖南农民运动存在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湘潭的晏容秋……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这种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滥施私刑强夺别人生命的民粹暴力，只能导致社会退步和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最近，秦晖在《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改革与革命》一文中说：“中国的地主是上千年土地私有制下自然形成的，其土地基本来自继承与购买，靠强夺公产形成的权贵地主很少。”对于这种产权关系，用杀人抢夺的“砸烂”办法无偿剥夺推倒重来，显然不如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更趋合理。阿城曾在《收获》杂志撰文说，大规模消灭地主，等于消灭了农村精英和善于经营农业经济的企业家。另外，就小姐和少奶奶而言，假如“土豪劣绅”的小姐并未成年抑或并无犯罪事实，为什么也要“踏上去滚一滚”呢？这只能表露出性虐待意识和民粹主义攻击人性的破坏性。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左倾思想抬升走高，民粹主义也同步膨胀。除了在农村消灭私营经济之外，在城市中也一步步铲除了私营工商业，随之而来的大锅饭，排除市场竞争，乃至于在农村消除家庭功能大规模举办公共食堂，在城乡无偿征收家庭财产“大炼钢铁”，都是浓墨重彩的民粹主义。
　　“文革”更是民粹主义大爆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指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倒一切“学术权威”，把他们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派工人、农民和军人接管全国大中小学等反智主义行径；在全国普遍开展 “两条道路大辩论”，“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消灭残存个体商业，取消农村自留地，在城市中停发因公私合营赎买政策而给予私营业主的定息等极左行径，以及“全国红五类行动起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砸烂公检法”等口号和运动，都是民粹主义典型表现。
　　当今中国实现市场经济转型，民粹主义再度抬头。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黑勾结等问题，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老左派高分贝咒骂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由此出现的毛泽东热、“文革热”，以及一些人主张的 “没收房地产商的房子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在民粹主义的涌动中，一位著名作曲家在2010年说：“‘文化大革命’好！‘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打倒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打倒了他们，穷人才能出头。不然的话，我们这些穷小子哪有翻身的机会？”
　　民粹主义的言论集中在互联网。近年来网上最著名的民粹事件之一，是“炮打茅于轼”。2006年到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先后发表 《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章，提出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引发网上洪水般批判浪潮。评论家笑蜀撰文说，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于轼“渐成时尚”。一些匿名网民以“老不死”、“王八蛋”、“汉奸”、“精神病”等恶毒的语言咒骂茅于轼，不堪入目。以至于一些支持茅于轼的人希望他不要看网上的评论，以免精神受到刺激。
　　其实，学界公认茅于轼德高望重。茅老不但对穷人深表同情，而且身体力行，顶着“非法集资”的罪名，与汤敏等人在山西创立小额扶贫贷款试点，支持贫穷农民改变命运，并在北京创办富平家政学校，培训贫穷的农村妇女增长技能，进城从事家政服务。像茅老这样坐而言、起而行的学者，实在不多，然而愤青仍然狂啐唾沫，缘由何在？是否富人群体中贪赃枉法者很多，导致如此恶意攻击？但茅于轼说得很清楚：“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茅于轼说，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已经很多，然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经营环境十分凶险，不但遭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还受到国企挤压和腐败官员榨取，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败涂地，为他们争取公平公正的待遇是应当的。茅于轼这些话说得没有错。富人和穷人有同等权利，不能因为是富人就不能为他说话。陈志武说：“我们都应该像尊重穷人的权利一样尊重富人的权利。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因为张三富有，就对他另眼相看，那么明天会不会因为李四是知识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秦晖在一次演讲中说：“茅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觉得现在穷人富人面临的问题不同，富人（守法的富人）的财富合法性受到质疑，需要为之辩护，以免其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人们为他们多办一点实事。”然而，尽管把这些道理都摆在桌面上，痛骂者依然痛骂。人们从中领教了民粹主义非理性的狂热。
　　与此相关联还有轰动一时的 “富人原罪论”。2004年，媒体热炒私营企业主的“原罪”，引发激烈争议。原罪是指一些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路不明。一位叫陈仓的作者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描绘原罪众生相：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倒卖农地的影子老板，强制拆迁的恶霸，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枭雄，官媒勾结的黑心老板，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走私巨富……这些问题无疑存在，但是否就应以此概括所有私营业主？另外，也应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不利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
　　然而，就有人发表文章说，要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再来一次“文革”，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20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一笔一笔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这场争论由于河北省出台一个不支持追溯原罪的文件“30条”和胡德平等相继发表不赞成原罪说的文章而逐渐淡化，但仍然在当代经济史上划出了民粹主义的痕迹。
　　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法院裁决办事，也遭到网上痛骂。江平在2010年出版《沉浮与枯荣》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应当执行法院的判决，至少在目前体制下没有其他办法。江平说，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个基本秩序，需要有一个理性解决办法，这就是由法院最终裁决。关于拆迁的补偿标准和拆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应由法院最后裁定。被拆迁的吴苹一家人说政府提出的“拆迁涉及公共利益”的说法不能成立，难道吴苹说不能成立就不能成立吗？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决定的，应由法院决定。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就应当执行，这是最后的权威。如果法院的裁决不算数，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另一件涉及江平的争论是杨佳上海袭警案。一些人“坚决反对判处杨佳死刑”，江平却认为，尽管上海司法系统在杨佳案审判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但杨佳杀了人，判处死刑不存在问题。江平在一次演讲中说：“同意上海高院的判决结果”。一位出席演讲会的男士对江平说：“我非常尊重您在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地位，您前面的讲话我都赞同，但是您在杨佳案件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平心而论，江平所表达的意见，也有“忍痛”成分。他自己也说，上海高院的判决在程序上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民粹勃兴的导火索。所以，在批评民粹的同时，应当督促司法体制改革，这才是解决民粹问题的途径。
 　近年来，互联网在制约权力、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了民粹主义行刑场。贵州一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民粹主义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常有破坏性，结果把社会拉向后退，给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吴稼祥说：“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面作用越大。”
　　民粹主义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它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是，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民粹主义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就此而言，民粹主义并没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因此有人称民粹主义是一种“空心化”的政治工具。你看，民粹主义者常常高举反对压迫、要求公正的旗帜，但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对手或想象中的“敌人”所采用的手段，是不是新的压迫和新的不公正呢？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是鱼龙混杂。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不幸。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不应将渐进作为保护自身利益拖延变革的借口。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推进理性变革，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精英群体也将遭遇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