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设立经济特区。30年后的今天，深圳已俨然崛起为一座“创新之城”。在特殊的优惠政策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而逐渐消失的同时，深圳特区已诞生出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以自主创新闻名的一批高新企业。近年来，深圳正在社会领域掀起一场“静悄悄的社会变革”。

　　深圳特区30年来不断推陈出新的秘诀何在?对其他地区有何启示?未来30年深圳特区的创新奇迹还能否延续……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

　　宽容试错 信赖企业

　　200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8507.8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55%，比1991年的8.1%提高了46.9个百分点，成为工业经济的第一增长点。2010年，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将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为发展重点，继续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探索。

　　接受记者采访的诸多经济学者都对深圳的创新能力表示肯定，他们认为，深圳从一个仰仗加工制造的特区发展到一个盛产高新产业的城市历程仅10多年时间，这堪称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那么，这样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如何诞生，深圳究竟凭借什么在创新领域出类拔萃呢?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与特区的试错政策有紧密关系，有允许试错的政策，才有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和创新的可能，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国企制度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都与宽容试错相关。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也认为，由于得到试错政策的支持，深圳在全国率先实现制度转轨，最早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获取了巨大的制度优势，可以说，深圳就是因为勇于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才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150多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和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90%”：一是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二是90%以上的研究开发人员集中在企业;三是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四是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那么，深圳的企业家为什么特别能创新?这跟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有一定关系。敢于抛弃家园到深圳来闯荡的人，一般头脑里都有些“不安分”的因子，都想做一番事业，这就决定了他们特别敢于创新和冒险，敢于在自主创新的艰难道路上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有限而必要的服务者”

　　在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看来，深圳特区的创新能力不仅来自企业和市场，也要归因于政府在市场上扮演了一个“有限而必要的服务者”的角色。丁力认为，如果政府在市场中过于活跃，会抑制市场的作用和企业的作用，政府在市场的职责应该是维持市场的公平正义和法治秩序，为企业提供自主创新的平台。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上百条政策，营造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这些政策法规涉及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产业导向、财政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圳市先后出台的3个纲领性文件，促成深圳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从萌芽、成熟到飞速成长。

　　深圳市委、市政府1995年颁布了《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市战略，重点解决了“该不该发展高新技术”的问题。1998年2月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直接引发深圳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热潮。标志深圳步入自主创新高速发展的成熟期的是2004年深圳市“1号文件”，即《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该决定以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为主，着眼于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保持高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有专家分析说，创新一需要政府创建一个公平的法治环境、二需要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企业自主创新最担心的是花大钱发明的专利得不到保护。为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深圳市率先在全国改革知识产权的分散管理状况，单独设置了全国第一家统管专利、版权、技术秘密事务的知识产权局，并建立了由行政执法、司法保护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深圳以其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实践中的良好业绩，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的首个试点城市”，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对记者说，“深圳在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经济方式的根本转变上为全国创造了新鲜经验，在中国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静悄悄的社会变革”

　　记者在深圳采访时还发现，这个经济特区的创新举措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近年来，深圳对民间组织管理和公共事务治理的领域也屡屡出现变革之举。在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来，社会领域的创新探索将是未来30年深圳特区的重要使命之一。

　　2006年底，深圳组建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实行行业协会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的管理体制，在全国最早、最彻底实现行业协会民间化。2008年9月，深圳出台《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将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为“草根”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10年1月，深圳“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项目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未来30年，一方面社会市场经济体系还要不断完善，另一方面社会领域的改革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刘润华告诉半月谈记者，“社会领域创新的第一要务是界定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责任边界。将来，政府只要可以不做、可以不直接提供的服务，就尽量不直接提供”。

　　据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介绍，实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后，政府主动为社会组织让渡空间，通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合作，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体的做法是将福利彩票公益金作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种子基金”，探索购买服务的方式和领域，待项目成熟之后，再交由财政预算资金承接，形成公益金培育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承接成熟项目的机制。

　　“社会领域的根本性创新，意味着大量公共服务要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出来，使得政府站在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行业监管和服务，这是未来30年深圳在社会领域改革的任务。”刘润华说，“未来30年，只有在社会领域实现如同过去30年在经济领域的创新一样的成就，我们才能做到经济社会真正的协调发展。——中国工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