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东南亚研究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东南亚地区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同事：
大家好！很高兴应邀参加由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云南大学共同主办，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东南亚地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这里，我谨代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致以诚挚的问候！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者和外事工作者来讲，我有幸在早年的北大学生时代就选择了东南亚研究为方向并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就加入学会，和各位前辈先进和同事们共同见证了学会的发展和壮大，今天又在此共聚一堂共同探讨新世纪新十年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大方向，内心充满了喜悦。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在两汉时期，中国就已经与东南亚地区有了人员上的往来。特别是唐宋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越发密切，而在近代，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也为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更是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也和我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史一样，源远流长。
应当说，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一向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点。建国以后，中央高度重视对东南亚地区的学术研究，早在文革之前，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已经建立了专门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不少地方还开设了东南亚研究的相关课程，出版了各类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期刊和著作。尽管文革期间东南亚研究曾遭遇到冲击，但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研究重新走上正轨，成就斐然。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成立就是最典型的标志。伴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设了东南亚研究的专业，设立了相应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一些高校甚至还建立了东南亚研究的博士后流动站。通过这些途径，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对东南亚有着很深研究，又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一流人才，为壮大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以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相信，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与政治关系的日益加深，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将会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进步。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周边政策中显得尤其重要。以东盟各国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蓝图中一直处于关键地位，也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交政策实践的重要场所。可以说，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面。
中国之所以如此次重视东南亚关系，政治互信是基石。早在1991年，中国与东盟就建立了对话关系，1997年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又建立了“10+3”和“10+1”机制，这使得东盟和中国的高层往来逐步形成了定期化机制。2003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国家，并与东盟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这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与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区域性组织。双方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并非仅仅拘泥于经贸关系，而是在于双方对发展政治关系有期盼，对众多国际问题有共识，我以为，双方关系已经呈现出的制度化、规则化特征，将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经贸往来从来都是国际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外交最为看重的场域。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东盟可谓唇齿相依，互施援手，双方经贸来往呈现出了广泛化、快速化的趋势。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这一自由贸易区如果能够按照预想的方案成功，未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必然将揭开新的一页。因为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利益共同体逐渐壮大，大家在处理各种政治关系时将更加考虑多方面利益共同体的因素。
中国与不少东南亚国家毗邻，各沿边省份与东南亚的次区域合作关系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传统上，外交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外交，但是近年来，中国各省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也有了很大发展，这种现象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中表现的特别突出。例如，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积极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还主持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甚至是一些与东盟国家地理上不相邻的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江西等，也通过泛珠三角区域行政首长与东盟国家商务官员对话会这个平台，加强了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关系。次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一个突出亮点。
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外交活动还是地方的次区域对外交往，其根基都是来源于双方民间交流的蓬勃发展。东南亚国家一直是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根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1到11月，在入境旅游方面，东南亚有7个国家位于我国18个最为主要的客源市场来源地之列。此外，双方其他形式的民间交流活动也越发密切。比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互举办的文化节、互派留学生、农业技术推广等等，都是双方民间交流的一部分，也是发挥公共外交作用，推动普通民众对彼此国家的信任，从而促进双方官方层面关系的发展的又一片外交新天地。
面向新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也急切需要我国东南亚研究学者在工作中采取新方法、新思路、新观点。针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现实情况，我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首先，国家制定东南亚政策要放手发挥学者的智囊作用。众所周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上的联系，特别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这种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因此，对东南亚地区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热点问题，如目前十分引人关注的缅甸局势，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诸岛争端问题，学者们应该重点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认为，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学者们需要提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具有创新思想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对这一地区的整体外交政策服务。
第二，在对东南亚的研究中，政府的既有政策需要学者们在理论上深化，为现行政策提供具体的理论依据。如对于政府所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具体运用到东南亚问题上，学者们应该研究，中国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才能够真正实现“和谐周边”或是“和谐东南亚”的构想？而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学者们也应该重点讨论这个自贸区的未来发展前景是什么，其终极目标是什么？通过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理论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可以为国家的东南亚政策更好地起到辅助作用。
第三，在研究过程中，要有新的切入点，防止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工作。在具体的学术讨论过程中，学者们必须重点关注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例如亚洲一体化进程或是亚洲单一货币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可以借鉴现有的实践，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但更要考虑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客观现实，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东南亚史的研究，需要重视史料的挖掘工作，可以利用外交部门新解密的资料和档案，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资料，通过这些历史文献中获得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寻找到新的研究主题和突破途径。
第四，对于发生在东南亚地区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突发事件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学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在2010年8月发生的菲律宾劫持香港游客人质事件中，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应该更为迅速地为政府的危机决策提供参考建议，从而促使事件的妥善解决。在事件发生以后，学者们也应该在媒体上发表针对这一事件的言论，起到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东南亚地区的海盗、毒品走私、地震海啸等极端自然灾害、传染疾病的跨国传播、国际海运航线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学者们需要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提供更多及时有效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方案。当然，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学者与政府对外危机决策、学者与媒体沟通的平台与渠道。
第五，各高校、研究机构应该利用其自身地缘上的优势，进一步深入研究本地区与相邻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在新时期，次区域外交将在中国的外交模式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方高校、各省、市、自治区社科院等科研系统，需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提出更多加强与相邻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方案，为本地区政府的对外政策服务。希望通过学者们各种高质量的研究方案，加强本地区与相邻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好的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六，学者们应抓住机遇，多出一些有突破性进展的理论著作。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虽然现在已经有学者开始自觉利用理论工具，但是目前，中国很难有一本能够像新加坡国防与战略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阿米塔夫·阿查亚教授对东盟研究《建构安全共同体》那样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很高声望的理论著作，这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亟须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在东南亚研究中，学者们除了应该熟练掌握英语之外，还必须重视对东南亚国家小语种的掌握。对于当地语言的熟练掌握，有助于充分利用一手资料对东南亚问题进行研究，避免二手资料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解和歧义对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只有通过这样一些最为直接的材料掌握和更高理论层次的分析，学者们才能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起到更大的智库作用，承担起更多的历史责任。
最后，应继续鼓励各单位之间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国内各机构与国外同类学术团体的互动关系。很高兴看到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以及各所大学、科研机构等在内已经做出的努力。除了举办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研讨会外，还需要多举行各种小规模的、分主题的小型研讨会，以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学术联系。同时，也可以借助政府和外交部门的力量，建立政府—学界之间的探讨机制。此外，特别需要加强与国外，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学术机构的对话和联系，鼓励中国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多走出去，了解东南亚各国政府、人民的真实想法，从而更加客观的对这一地区进行更加充分地研究。
以上几点，是我作为一名学会的成员的一些思考和建言，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前辈和同事的批评和指正。最后，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新的时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文为博主2011年1月6日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云南大学共同主办，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东南亚地区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