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联五烈士的三则材料
贺宏亮
2009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发表了赵歌东先生的《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一文。其大意为："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左联对五烈士的纪念和宣传,使这一事件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相应地,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这是一篇好文章，基本脱离了意识形态局限，能从真实的历史出发，描述出“左联五烈士”是如何“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的过程。
我仔细阅读了赵文的每一个注释，觉得还有三条我曾寓目的重要材料没有被赵先生注意到。特别是关于导致包括五烈士在内的三十余位共产党人被抓的“东方旅社事件”，赵文引用了冯雪峰、罗章龙、曹仲彬等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表的材料后说，“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他没有注意到党史研究中新近的一些成果。
我将他没有引用三则重要材料补充于后。
第一条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Gate of Darkness :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68）一书中，花了整章的篇幅，来讲述“五烈士之谜”。这部分内容，曾经夏志清提议由韩立译成中文，分两期连载于1984年香港《明报月刊》第11、12月号。夏济安主要想论证的是，这个事件“说明他们（指五烈士）对人生的幼稚看法和对文学的浅薄了解在哪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征兆”。我没有找到《明报月刊》的中文译本，但找到了英文原版，花了一个晚上读完了“五烈士之谜”。觉得夏说的话有道理。其实，五烈士的牺牲，只是当年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陪葬品，这五人中，除李伟森外的四人均非第一批被逮捕的，也不是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关注的重点。李伟森就是李求实，192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他与“左联”有工作联系，但没有正式加入“左联”，并非“左联”盟员。“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烈士”群体中最重要的人物其实是何孟雄。夏济安文中引用了西方学术界史华兹等人著作中关于中共党史中该事件的两条材料，均只字未提“左联五烈士”中任何一个人，这从侧面显示国民党当时想打击的主要对象并非左翼作家。同时，在史华兹的材料中还明确提到，多种材料可以证明，“东方旅社事件”是由于王明给巡捕房提供的信息导致何孟雄等党内反对派的被捕和被杀。夏济安的观点虽出自右翼意识形态，且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至今仍对西方和港台关于左翼文学研究的影响很大。
第二条材料是已经被中央党史研究机构认定的关于“东方旅社事件”的说法。这篇署名王锡堂所写的《与党内“左”倾错误拼死抗争的何孟雄》文章较长，其中写道：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出现了两种力量，除了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代表的江苏省委一部分干部外，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一批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年轻干部也加入了斗争行列。但王明的目的与何孟雄显然不同，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并企图以一个更新、更“左”、更“有理论”的路线来取代立三路线。
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器重。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带着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的使命来到上海，随即授意中共中央改组江南省委(六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改为江南省委，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任命王明担任临时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上任后不久，便主持召开了一次产委、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并在会上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那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理论。为了扫清障碍，王明又把攻击对象对准了何孟雄。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是“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要求大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何孟雄几次要求发言，都受到王明的强行制止，直到何孟雄提出严正抗议，才不得不让发言。何孟雄以立三路线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严厉驳斥了王明的言论，并对王明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王明凭借手中的权力，对何孟雄进行围攻，从而在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一手操纵和策划下，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米夫、王明高唱中国革命当前最危险的仍然是右倾的论调。列席会议的何孟雄对此坚决反对，并从时局问题、不平衡问题、红军问题等9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和米夫、王明的言论，批判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调和路线。
可是，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不同意见被压制，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从而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篡夺中央最高权力的野心。会后，一贯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附和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何孟雄等不少同志对米夫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不择手段保王明上台的恶劣作风十分气愤，开始了反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斗争。
何孟雄刚直不阿，毫不妥协，结果被米夫、王明扣上了“右派领袖”、“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宣布要开除他的党籍。随后，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案》中对何孟雄所作的结论，诬蔑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中“最不坚决分子”。不久，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等文件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妄图将何孟雄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为卑劣的是，王明在他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里标榜自己是“最早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历史上最有力的见证人李立三在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个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反对我的错误……”。
1931年1月16日下午，何孟雄与江南省委中反对四中全会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天津路东方旅社开会，讨论有关批判王明接管江南省委的问题。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分别接到密报，当即在东方旅社周围布上了军队和特务。1月17日，当何孟雄等人陆续来到这里开会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欧阳立安等36名同志被捕，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从而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据50多年后国家安全、公安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这一情报的就是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他不仅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何孟雄等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而且还提供了每个同志的详细身份和背景材料，包括入党时间、入党后的活动以及连当事人自己都记忆不起的细枝末节。
以上材料见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1662717.html）。
第三条材料来自于司马璐的《中共历史的见证》（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第345-347页。按照司马璐的说法，制造“东方旅社事件”的直接责任人，除了王明和康生，还有周和他手下的“红队”。我不能判断这条材料的真实性，立此存照（文字较长，没有电子文本，我也只有直接上图，呵呵），待考。
贺宏亮
2009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发表了赵歌东先生的《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一文。其大意为："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左联对五烈士的纪念和宣传,使这一事件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相应地,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这是一篇好文章，基本脱离了意识形态局限，能从真实的历史出发，描述出“左联五烈士”是如何“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的过程。
我仔细阅读了赵文的每一个注释，觉得还有三条我曾寓目的重要材料没有被赵先生注意到。特别是关于导致包括五烈士在内的三十余位共产党人被抓的“东方旅社事件”，赵文引用了冯雪峰、罗章龙、曹仲彬等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表的材料后说，“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他没有注意到党史研究中新近的一些成果。
我将他没有引用三则重要材料补充于后。
第一条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Gate of Darkness :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68）一书中，花了整章的篇幅，来讲述“五烈士之谜”。这部分内容，曾经夏志清提议由韩立译成中文，分两期连载于1984年香港《明报月刊》第11、12月号。夏济安主要想论证的是，这个事件“说明他们（指五烈士）对人生的幼稚看法和对文学的浅薄了解在哪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征兆”。我没有找到《明报月刊》的中文译本，但找到了英文原版，花了一个晚上读完了“五烈士之谜”。觉得夏说的话有道理。其实，五烈士的牺牲，只是当年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陪葬品，这五人中，除李伟森外的四人均非第一批被逮捕的，也不是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关注的重点。李伟森就是李求实，192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他与“左联”有工作联系，但没有正式加入“左联”，并非“左联”盟员。“东方旅社事件”和“龙华烈士”群体中最重要的人物其实是何孟雄。夏济安文中引用了西方学术界史华兹等人著作中关于中共党史中该事件的两条材料，均只字未提“左联五烈士”中任何一个人，这从侧面显示国民党当时想打击的主要对象并非左翼作家。同时，在史华兹的材料中还明确提到，多种材料可以证明，“东方旅社事件”是由于王明给巡捕房提供的信息导致何孟雄等党内反对派的被捕和被杀。夏济安的观点虽出自右翼意识形态，且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至今仍对西方和港台关于左翼文学研究的影响很大。
第二条材料是已经被中央党史研究机构认定的关于“东方旅社事件”的说法。这篇署名王锡堂所写的《与党内“左”倾错误拼死抗争的何孟雄》文章较长，其中写道：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出现了两种力量，除了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代表的江苏省委一部分干部外，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一批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年轻干部也加入了斗争行列。但王明的目的与何孟雄显然不同，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并企图以一个更新、更“左”、更“有理论”的路线来取代立三路线。
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器重。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带着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的使命来到上海，随即授意中共中央改组江南省委(六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改为江南省委，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任命王明担任临时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上任后不久，便主持召开了一次产委、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并在会上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那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理论。为了扫清障碍，王明又把攻击对象对准了何孟雄。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是“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要求大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何孟雄几次要求发言，都受到王明的强行制止，直到何孟雄提出严正抗议，才不得不让发言。何孟雄以立三路线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严厉驳斥了王明的言论，并对王明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王明凭借手中的权力，对何孟雄进行围攻，从而在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一手操纵和策划下，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米夫、王明高唱中国革命当前最危险的仍然是右倾的论调。列席会议的何孟雄对此坚决反对，并从时局问题、不平衡问题、红军问题等9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和米夫、王明的言论，批判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调和路线。
可是，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不同意见被压制，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从而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篡夺中央最高权力的野心。会后，一贯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附和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何孟雄等不少同志对米夫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不择手段保王明上台的恶劣作风十分气愤，开始了反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斗争。
何孟雄刚直不阿，毫不妥协，结果被米夫、王明扣上了“右派领袖”、“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宣布要开除他的党籍。随后，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案》中对何孟雄所作的结论，诬蔑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中“最不坚决分子”。不久，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等文件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妄图将何孟雄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为卑劣的是，王明在他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里标榜自己是“最早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历史上最有力的见证人李立三在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个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反对我的错误……”。
1931年1月16日下午，何孟雄与江南省委中反对四中全会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天津路东方旅社开会，讨论有关批判王明接管江南省委的问题。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分别接到密报，当即在东方旅社周围布上了军队和特务。1月17日，当何孟雄等人陆续来到这里开会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欧阳立安等36名同志被捕，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从而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据50多年后国家安全、公安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这一情报的就是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他不仅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何孟雄等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而且还提供了每个同志的详细身份和背景材料，包括入党时间、入党后的活动以及连当事人自己都记忆不起的细枝末节。
以上材料见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1662717.html）。
第三条材料来自于司马璐的《中共历史的见证》（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第345-347页。按照司马璐的说法，制造“东方旅社事件”的直接责任人，除了王明和康生，还有周和他手下的“红队”。我不能判断这条材料的真实性，立此存照（文字较长，没有电子文本，我也只有直接上图，呵呵），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