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明:国家制定东南亚政策,应放手发挥学者的智囊作用(2011年1月7日《南方日报》文章)


    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学者们需要提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具有创新思想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对这一地区的整体外交政策服务。

    昨日,我出席了由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云南大学共同主办,察哈尔学会协办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东南亚地区研究学术研讨会”。作为一名国际问题研究者和外事工作者来讲,我以为,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和关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在两汉时期,中国就已经与东南亚地区有了往来。特别是唐宋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越发密切。而在近代,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也为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更是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周边政策中显得尤其重要。以东盟各国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蓝图中一直处于关键地位,也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实践的重要场所。可以说,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面。中国之所以如此次重视东南亚关系,政治互信是基石。2003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国家,并与东盟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这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与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区域性组织。双方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并非仅仅拘泥于经贸关系,而是在于双方对发展政治关系有期盼,对众多国际问题有共识。我以为,双方关系已经呈现出的制度化、规则化特征,将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经贸往来从来都是国际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外交最为看重的场域。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东盟可谓唇齿相依,互施援手,双方经贸来往呈现出了广泛化、快速化的趋势。20101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这一自由贸易区如果能够按照预想的方案成功,未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必然将揭开新的一页。因为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利益共同体逐渐壮大,大家在处理各种政治关系时将更加考虑多方面利益共同体的因素。传统上,外交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外交,但是近年来,中国各省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也有了很大发展。例如,云南、广西积极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还主持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甚至是一些与东盟国家地理上不相邻的省份,如广东、四川、湖南、贵州等,也通过泛珠三角区域行政首长与东盟国家商务官员对话会这个平台,加强了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关系。次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一个突出亮点。

    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外交活动还是地方的次区域对外交往,其根基都是来源于双方民间交流的蓬勃发展。东南亚国家一直是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此外,双方其他形式的民间交流活动也越发密切。比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互举办的文化节、互派留学生、农业技术推广等等,都是双方民间交流的一部分,也是发挥公共外交作用,推动普通民众对彼此国家的信任,从而促进双方官方层面关系的发展的又一片外交新天地。

    国家制定东南亚政策如此重要,应放手发挥学者的智囊作用。对东南亚地区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热点问题,如目前十分引人关注的缅甸局势,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诸岛争端问题,学者们应该重点进行研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学者们需要提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具有创新思想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对这一地区的整体外交政策服务。同时,对于发生在东南亚地区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突发事件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学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在20108月发生的菲律宾劫持香港游客人质事件中,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应该更为迅速地为政府的危机决策提供参考建议,从而促使事件的妥善解决。当然,一个学者与政府对外危机决策、学者与媒体沟通的平台与渠道是需要补上的课。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