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莫谈国是”早已经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规则了。所以，我在公开的会议场合总是尽量回避谈论涉及“国是”的政治问题。

但是，企业家也是普通公民，他们也关心“国是”一类政治问题。在参加企业家聚会时，面对企业家们所提出的涉及“国是”的政治问题时，我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继续回避不答，对于向你提出问题的企业家来说，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而对于自己来说，则是一种惧怕承担责任的懦弱表现。

所以，在这种场合，我认为还是应当坦率地谈谈自己的观点的。

毛泽东时代的短缺危机

与当今的过剩危机有何区别

——在某地企业家聚会上的答疑之6

（王在安  2010年8月）

问：毛泽东的文革所引发的经危机，与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有何区别呢？

王在安：

正如同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必然导致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一样，在今天继续进行着的“文革”，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也必然会导致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是“短缺经济危机”；而在今天继续进行着的“文革”时期，其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一定是“过剩经济危机”。

毛泽东的文革所导致的“短缺经济危机”与今天继续进行着的文革所导致的“过剩经济危机”，其对社会变革意义是极为不同的。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等执政者面临毛泽东的文革所导致的“短缺经济危机”时，尚有机会和能力通过对公民经济权利的“松绑”、“放宽”、“准许”等经济体制改革，消化同时发生着的执政信用政治危机，重新获得公民的信任，以维持其政治上的集权专制统治。

而在今天继续进行着的“文革”所导致的“过剩经济危机”发生时，执政者已经没有机会和能力通过对公民经济权利的松绑、放宽、准许等经济体制改革，再次消化同时发生的执政信用政治危机了，从而再次获得公民的信任了。因为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公民经济权利的松绑、放宽、准许等经济改革的潜力已经挖掘完毕了，而国有权贵垄断经济领域的任何改革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了，都必须通过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前进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

第一，在现今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死亡；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为深化经济改革、解决官僚权贵垄断经济领域的问题开辟前进的道路。

第二，由今天的专制政体和继续进行着的“文革”所导致的“过剩经济危机”发生时，历史不可能给执政者再次提供通过经济改革，化解丧失执政信用的政治危机的机会，执政的集权专制统治者将面临这样的无情选择：要么被政治危机引发的公民政治改革运动埋葬；要么以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和国民党为榜样，顺应不可阻挡的宪政民主潮流，主动归还言论自由、普选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的宪法政治权利于公民，真正启动实质性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未完，待续）